在毛主席的心目中，周恩来一直是他最为得力的助手。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毫无保留地信任周恩来、倚重周恩来。可以说，周恩来是让他最为放心的人之一。
以至于，当1972年，他近80岁高龄，身体出现不好的信号时，他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嘱托：如果他撒手人寰，一切就都交给周恩来了，要像过去几十年一样，担起国家的一份担子。
在自己一天比一天衰老，离生命的尽头越来越近的时候，毛主席将心底最深的那份信任交给了周恩来。
虽然，后来发生的事情人们都知道了，小5岁的周恩来意外地比毛主席先走一步。但是，这份信任曾经存在于他们之间，持续了四十多年，一生都没有改变，是那么的罕有，那么珍贵，又是那么动人。
漳州战役是毛主席、周恩来双星携手的历史开端
1931年之前，毛主席和周恩来没有过多的接触过，周恩来没有机会发现毛主席的军事韬略和政治才能。
直到1931年底，周恩来从上海进入苏区，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他和毛主席才开始直接共事，他才逐渐对毛主席的能力有了清楚的认识。
尤其是在1932年4月打响的漳州战役中，已经被解除红军指挥权的毛主席亲自指挥红军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使周恩来切身感受到毛主席是无可比拟的军事天才，这也奠定了他们一生的合作格局，成为这对革命知己风雨同舟四十余年的历史开端。
漳州战役之所以是早期革命中光辉的一页，正是因为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
当时，毛主席方面，受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毛主席大权旁落，丧失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只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这是他人生当中最为黯淡艰难的时光。
红军方面，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一直分散不统一的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紧紧连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拥有30个县、近250多万人口的中央革命根据地。
上海的临时中央被胜利的果实迷惑，没有意识到敌强我弱的现实情况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想当然地以为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近在眼前，命令红军抓住现在胜利的大好时机，扩大战果，攻打一、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心城市，使革命在一个省乃至多个省率先取得胜利，从而一步步实现全国胜利的目标，同时决定以攻打赣州作为夺取中心城市的“第一步”。
毛主席对这个决定持反对态度，但他的正确意见不仅没有被重视，反而被打击、被压制。毛主席只能无奈地摇头叹息，同时为即将开打的赣州战役感到深深的担忧。
1932年2月，红军向赣州发起猛烈进攻。
然而，就像毛主席所预见的那样，这是一开始就注定必输的战斗，红军根本没有胜算。
经过40多天的艰苦鏖战，浴血搏杀，红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仍然没有攻下赣州这座铜墙铁壁，只能选择撤退。
周恩来方面，在赣州战役之前，由于来到中央苏区只有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周恩来对中央苏区的情况还不够了解。
经过赣州之战，周恩来认识到不考虑红军的客观条件和实际情况，只凭着一腔盲目的气势，就去贸然攻打中心城市，是根本行不通的。
而且，通过一段时间的熟悉，他大致摸清了苏区的情况，觉得毛主席的主张是正确的，他的想法有些慢慢向毛主席靠拢。
从多个角度来看，漳州战役的背景就是，毛主席在红军中被边缘化、没有了话语权，特别需要一场力挽狂澜的胜利来证明他的军事战略方针是对的，使大家重新思考敌我态势，使他的处境更加有利；而红军刚刚经历了赣州战役的惨败，也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让大家看到光明的前景；而当时，周恩来对毛主席了解不深，他也需要领略一场由毛主席指挥、能够展示毛主席雄才远略的战斗，使他对毛主席的实力有切实的认识，使他们彼此靠近，使他们有一个深入的思想交汇和心灵交汇。
漳州战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打响的。
可以说，漳州战役是周恩来了解毛主席的一个明确的起点，是周恩来和毛主席双星携手的历史开端。
1932年4月，漳州战役胜利后，红四军部队在漳州石码合影
赣州战役失败后，临时中央没有进行深刻地反思，及时纠正错误的决策，仍然决定红军向赣江流域发展，继续尝试夺取中心城市，寻求更大的发展机会。
毛主席再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他表示，虽然三次反围剿胜利了，但红军的人数仍然无法和国民党军相比；再者，革命根据地虽然得到巩固、扩大，但仍然个个分散，并处于敌人的严密包围之中。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只适合在运动战中打击敌人，与敌人周旋，不适合采取进攻中心城市的行动。
另外，红军向赣江以北发展是没有出路的，国民党剿总总部就在南昌；赣江以西也是一条死路，红军要开赴赣江以西，就必须渡过赣江，难度之大，任务之艰巨，是超乎想象的；赣江以南则要面对广东军的重兵围剿，这条路也走不通。
因此，毛主席建议红军向东发展。那里有闽西革命根据地，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等于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有利于红军作战。
然而，临时中央仍然没有采纳毛主席的意见，决定红1军团、红5军团为中路军，红3军团为西路军，分别向赣江以东、赣江以西发展，之后两路军会合，继续向赣江以北发展。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赣州之战，周恩来原来的想法已经逐步动摇，认为红军不顾及自身情况，一味想要夺取中心城市的做法是冒险的，是没有出路的。
而在回顾赣州战役时，周恩来自然而然想到战斗开始之前毛主席的极力反对。战斗的失败证明毛主席是对的，也反衬出毛主席的高明，这也让周恩来看到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才能，认为应该给他足够的空间去施展才能。
所以，周恩来站出来支持毛主席的建议。在他力排众议的支持下，苏区中央局决定红1军团、红5军团组成东路军，由毛主席亲自指挥、亲自率领，向福建推进，以求在福建打开局面。
3月下旬，红1军团抵达福建长汀。3月30日，毛主席经过反复研究，发现福建漳州是一块易攻难守的地方，当即决定攻打漳州，以吸引敌人的火力，使局势更为主动。于是，毛主席致电周恩来，向周恩来阐述了他的计划。
周恩来收到电报，经过认真分析后，很快对毛主席的意图心领神会，并从中看到了他的战略眼光，马上命令红5兵团向福建挺进，和红1军团一道为攻打漳州做准备，并立即前往长汀，保障前线部队的武器和粮食。
在毛主席的英明指挥和周恩来的密切配合下，漳州战役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赣州之战和漳州之战只隔了2个月的时间，前者的失败与后者的胜利，宛如黑暗与光明，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在这强烈的对照中，周恩来看到了毛主席的军事智慧和战争经验，从内心深处开始由衷地赏识和赞叹毛主席的伟大人格和顶级智慧，就此开启了他们同舟共济、胆肝相照近半个世纪的一段传奇。
周恩来：我最痛心、最难过的是这件事
周恩来发现毛主席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天才，面对这样一个天才人物，周恩来产生了爱惜和保护之情。
漳州战役结束后，如何看待毛主席？引起了临时中央内部的激烈争论。
身为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和他们的看法截然不同。周恩来建议恢复毛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他继续做他擅长的军事工作，却遭到了临时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坚决反对。
但是，周恩来毕竟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在他的力争下，1932年8月，毛主席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又担任了军内要职。
然而，毛主席重回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位置，却造成前方中央局成员、后方中央局成员在红军作战方针问题上的严重分歧，矛盾不断加剧。宁都会议召开之前，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在江西宁都县东山坝乡小源村榜山祠召开。前方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主席、朱德、王稼祥、刘伯承，后方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一开始，提倡“积极进攻战略”的后方中央局成员尖锐地批评了提倡“积极防御战略”的前方中央局成员。
与此同时，他们在总结赣州战役的经验教训时，固执地认为红军攻打赣州是基于当时的具体情况，作出的正确决策，并将战役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毛主席等人不支持“积极进攻战略”。
而且，虽然事实已经证明，毛主席决定攻打漳州是对的。但是在会上，仍然有人从战略角度，对毛主席领导的漳州战役进行指责，称红军拿下赣州，虽然在福建打开了新的局面，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意义，但也拖延了红军北上的步伐。
一时间，毛主席成为会上重点批判对象，他们认为毛主席持有的主张和看法是错误的。
毛主席是否还应该继续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在前方指挥红军作战？成为会上讨论的关键议题。
后方中央局成员提议，由周恩来担负起前方军事的全部责任，让毛主席从前方撤下来，在后方负责中央政府事务。而周恩来对这个提议表示反对。
面对后方中央局成员对毛主席的一系列批评，周恩来将前方的军事行动与临时中央的指令有一些偏差的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替毛主席说话。
然而，他的支持声没有盖过会议上针对毛主席的质疑声、批评声。
对此，周恩来只好提出两个意见：一是，他担负起前方军事的全部责任，但毛主席也继续在前方工作；二是，毛主席在前方、在军事上担负指挥责任，他负责确保作战方针的落实。
周恩来提出的两个意见，都是要把毛主席留在前方，他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但他的意见没有被接受。
会议以毛主席当时生病为由，决定让毛主席回后方休养，有特别需要时再到前方去。10月26日，临时中央做出正式决议，宣布由周恩来担任红一方面军政委。
就这样，毛主席失去了红军的指挥权，黯然离开了红军。
这件事成为周恩来心里难以释怀的一件事。
40年后，1972年6月11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周恩来谈起宁都会议，仍然为没能帮助毛主席保住指挥权耿耿于怀：“我最心痛、最难过的是这件事。”
毛主席：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
周恩来发现了毛主席，在毛主席的身上，周恩来寄托了自己救国、救民的梦想，寄托了自己对中国的深厚感情。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说道：“中国革命自从毛泽东参加领导后，方向就一天天端正起来。”
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里，还是在如火如荼的新中国建设时期，周恩来心悦诚服地担当毛主席的助手，殚精竭虑，毫无怨言，也赢得了毛主席全心全意的信任。
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毛主席和周恩来像两棵同气连枝的大树，珠联璧合，相辅相成，共同为中华大地撑起一片遮风挡雨的屋檐。
当毛主席日渐年迈，觉得自己的身体摇摇晃晃，快要倒下时，他想到的是周恩来，希望周恩来继续撑起这片天。
1972年1月18日，由于身体不适，毛主席长时间呼吸不畅，只能以左侧卧的姿势躺在床上，医生们竭尽全力为他治疗。
1972年1月21日，毛主席的呼吸状况、心律，都恢复了正常。但经过这件事，毛主席对自己的身体感觉不好，于是交代周恩来：“我病得太重，我想我好不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这是我最后的愿望。”
后来发生的事情无需多言。
但几十年来，毛主席对周恩来的信任，周恩来对毛主席的尊敬，他们之间的战友情谊，不仅关乎于他们的私人感情，更关乎革命大业、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大局。他们的友谊，和国家大局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成为历久弥新的佳话......
参考资料：
《毛泽东：雄关漫道（上下）（典藏本）》：阿兰·鲁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