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家，不如说它是一家成功的跨国大公司。
先看一组数据：
2023年，日本房产最大的外国投资国是新加坡，总额超过30亿美元（约213.9亿人民币，以下均以人民币折算），第二是美国；
2023年1-6月，新加坡是全球最大海外房地产投资者，投资总额达1425.9亿人民币；
2023年，新加坡已经连续三年，是越南最大的投资来源国；
2013年起，新加坡连续十一年，是中国最大新增投资来源国；
2022年4月，新加坡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累计最大外资来源国；
截至2023年底，新加坡累计在中国实际投资1.01万亿人民币（数据来自中国外交部官网）；
新加坡以弹丸之地（面积仅为香港地区的66%），赢得了世界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最关键的三板斧就是：投资、高效、开放。
新加坡街头（南七道摄）
海外投资
现在出海是一个热门的概念，但在50多年前，新加坡政府就开始布局全球。1965年独立之后，李光耀清楚新加坡的局限性，就积极推行对外开放战略，李光耀多次强调，新加坡人必须到海外投资，创造海外经济的基础。
新加坡政府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最成功的投资机构之一。现在我们几乎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看到新加坡投资的身影。
投资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在海外投资，加强对世界的了解，促进海外的影响力，是一种深度利益捆绑和双赢的扩张。投资国与被投资国的合作，对投资国来说是一种发展性的保护。最典型的就是日本。
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日本海外的整体投资规模，约为GDP总额的2倍多，超过49.9万亿人民币。这已经是日本海外净资产，连续五年创历史新高，连续33年位居全球第一，成为“世界最大的对外净资产国”。藏富于海外，这是日本70年来，最成功的国家发展战略措施。
1970年开始，新加坡开始海外投资，到1985年，政府制定一系列的税收财政政策，开始鼓励海外大规模投资。其中重点之一就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据联合国贸发会发布的2023年《世界投资报告》，截至2022年末，新加坡对外投资存量11.4万亿人民币。
新加坡政府旗下有两家投资巨头：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简称GIC）、淡马锡。
由于GIC并未发布公开财报，但根据新加坡议会及各种信息综合评估，它管理的总资产为5.0万亿～5.7万亿人民币左右。投资遍布全球30多个国家，包括上市及未上市公司，超过2000多家。按地区来看，美国约38%；亚洲占29%（日本约6%），欧洲（含英国）约14%。GIC于1995年，开始进入中国，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中金）发起股东之一，中金是中国最大的本土投资银行。
淡马锡控股私人有限公司（TemasekHoldingsPrivateLimited，简称淡马锡），由新加坡财政部100%控股，按市值计算，截至2024年3月31日，淡马锡的投资组合净值为2.3万亿人民币。淡马锡持有中国工商银行H股的8.07%、中国建设银行H股的7.44%。
除此之外，新加坡港务集团（PSASingapore）等机构也在全球积极布局。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货柜转口港中心，处理着全球15%的货柜转运呑吐量。PSA在哈萨克斯坦投资，开发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数字信息化。这条线路是全球国际贸易的核心线路。
新加坡政府非常支持本国资本，在海外投资工业园区。
1994年，中新苏州工业园区成为新加坡和中国首个政府间合作项目，经过30年发展，苏州工业园区累计实现税收1.1万亿人民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1万亿人民币、进出口总额11.0万亿人民币。
在越南，工业园基本上是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等投资者的游戏。特别是新加坡人，属于资本巨鳄，他们走上层路线，玩的都是地产+金融+杠杆的游戏，以一博百，新加坡最早参与了当地投资，包括越南基础设施和城市发展。自从1996年以来，越南已经有超过数十个用新加坡命名的工业区，总投资超过1300多亿人民币。
在越南，工业园的基本流程，就是新加坡人拿地，台湾地区的人改造，内地的人交租。工业园区经过设计、开发、分割、招商引资和包装营销，甚至炒作，地价飙涨，然后卖给中国、日本、越南等中小企业。一位中国工厂主告诉我，北宁省的一个新加坡开发的工业园的土地，2018年仅420元每平方，2024年已经涨到1100元每平方，而且一地难求。
实用主义
华为任正非把“熵增”的概念，从物理学引入到企业管理中。一家企业，从小到大，开始是创新的，有活力的，慢慢开始变大，臃肿，官僚，内耗，开始失控走向死亡。
为什么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开始创业之初，高效运转，慢慢开始变得教条和繁文缛节，流程僵化，运转低效？核心原因就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集团，僵化的流程和套话，既保护自己不会出错和出局，又彰显自己威权的语言体系和地位，同时对想进入利益集团的新人进行隔离。
新加坡和其领导人，历来以实用主义为原则，注重高效运作。既避免了低效的西方民主的拉扯，又避免了无效的政治教条和内耗。在新加坡，不管是户外，还是室内，除了竞选等特殊时期，看不到领导人的口号标语和大头像，他们内心清楚，最实在的就是发展。发展就是一切。
买一家公司股票时，如果这家公司创始人或者董事长，公司内外挂着几十上百个头衔，可以直接剔除掉。很多企业老板，沉迷于各种头衔，对内从董事长，到各种委员会主席一个人全兼任了，对外各种协会理事会长一大堆。华为任正非，拼多多黄铮等，从不如此。一个自信的人，一个懂管理的人，一个追求发展的人，不会沉迷于虚幻的事物。注重高效，而不是虚名，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招数。
李光耀把务实主义发挥到极致。他曾说永远不建立赌场，但后来食言了。被人质问时，他说我以前错了。这很正常，因为要灵活调整，要适应时代。
李光耀自称是“民主社会主义者”，他既不是盲目搬运西方低效的民主。也不是教条式的追求毁灭性的平均主义。他天才式的把高效、透明开放、管制和共同富裕有机的结合起来。《财富》杂志在1974年，称他是“独有的务实社会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和纯粹的机会主义的混合体。”“李光耀的统治方式，就像新加坡公司的独裁首席执行官一样。”
在一次TED采访中，马斯克说自己推崇的思维模式是第一性原理（Firstprinciplethinking），这个概念最早来自于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大概意思是一个最基本的命题或假设，不能被省略或删除，也不能被违反。也就是说事物的最基本的原理。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最基本的就是要发展。发展压倒一切。为了发展必须要实用主义和高效至上。就像马斯克接见各国总统参观特斯拉和SpaceX时，从没有红地毯、仪仗队、金碧辉煌的会议室，他就是实用主义最典型的代表之一。
吐故纳新
任正非在提出“熵增”的概念时，也给出了解决方案，要规避熵增的死亡定律，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吐故纳新，也就是开放。
新加坡政府深知这一点，实现双向开放流动。鼓励本国人走出去，欢迎其他人走进来。新加坡既是全球主要的对外投资国，也是全球最大的被投资国之一。联合国报告指出，2022年流入新加坡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达到创纪录的1.0万亿人民币。
放权管理：放权是开放的核心标志之一。不管企业政府均是如此。新加坡的淡马锡、新加坡航空等国有企业，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公司之一。他们成功的关键在于“政治隔离”，政府只是作为风险投资人的角色，只出资，有控制权，但不干预管理。新加坡国有企业率先建立董事会、独立董事制度，建立严格的破产机制，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营。
吸纳人才：一家公司最重要的是什么？人才！在新加坡建国之初，李光耀一方面严厉打击腐败，一方面鼓励公职人员和企业家交朋友，建立现代化的商业意识，邀请企业家出任政府官员。李光耀邀请企业家出任政府官员。商人林金山担任了政府住建局主席、财政部长等要职，是公认的杰出领导人之一。现任新加坡交易所董事局主席的许文辉，之前就在美国惠普担任高管。并一直担任惠普基金会董事。
鼓励赚钱：不管一个国家，还是企业，光靠信念，是养不活家人的。你不能一方面要马跑，一方面又要马不吃草。最好的办法，就是高薪挖到最优秀的人来做管理。鼓励官员获得合理报酬。
李光耀任人唯贤，打造高效优秀的政府管理团队，主张勤奋、廉洁、节约，严禁炫富。同时他知道，丰厚的收入才能让有能力的人在政府就职，同时让公职人员建立商业意识。根据《财富》杂志报导，在1970年代，在企业担任董事的新加坡官员，每年最高可获得约35.6万人民币的综合报酬。
关爱民生：在一家企业里，要想员工真的热爱这家公司，认可这家公司，最好的办法，不是天天光喊口号，而是让他们的工作，获得比市价更好的回报。华为和字节跳动拼多多等公司就是如此。
新加坡给公民提供廉价的住房，真正实现“居者有其屋。”根据新加坡城市土地学会《2023年ULI亚太住宅可及性指数报告》的统计，新加坡89.3%人拥有自己的房子，拥有住房率是全亚洲最高的。
而房贷的负担在亚洲排中下游水平。新加坡西边的武吉巴督的新组屋（类似政府福利房）大约188.4万人民币，家庭收入中位数约为5.4万人民币，每个月房贷只是家庭收入的25%。“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不与民争利，不涸泽而渔，藏富于民，这是政府开放性的最好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