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引入市场经济到现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国人均GDP从数百美元到2019年一举突破一万美元，我们也基本上摆脱了过去食不果腹的生活，迈入了高质量的小康生活。
但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同样挑战着我们未来的增长路径。
首先我们必须要直面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放缓，从2019年的6%增长到如今的5%增长，增速的放缓已经对我们的就业形势乃至消费造成了一定的挤压。
与此同时，人口的少子化和老龄化也进一步威胁着长期的经济循环，而在人工智能和芯片等领域，竞争也无处不在。
这些林林总总的问题，还叠加过去的历史遗留，高杠杆增长时代下的债务问题也在今天开始显现，从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问题到地方的债务问题，无一不考验着整个社会面的资产负债表修复能力。
问题有很多，而解题的答案也不从一而终，尽管我们常说西方正在衰落，我们正在崛起，但新的问题也正在朝着我们不断涌来。
从时间角度来看，这些新问题很大程度上过去我们并没有与之类似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也需要认清，我们仅仅只是一个引入市场经济四十多年的新兴经济体，许多问题我们不仅仅需要向内求答案，更需要往外求经验。
增长是商业社会人类追求的长期目标，而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早已经告诉过我们无数次，并不是所有经济体的增长都是永远向上的，更不是永远都能高速增长。
当一个经济体的增长开始放缓，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一些问题。
为了应对竞争和变革，其实我们已经在采取一些非常积极的措施。
例如，面对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我们必须抢抓机遇，要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这其中就包括人工智能、网络技术和生物医疗。
但另一个问题也的确客观存在，和十年前乃至二十年前相比，我们看待未来这件事，似乎变得更审慎和保守了。
这种情绪的变化，不是近一两年才发生的，而是自下而上一步步蔓延传导的。
经济、环境、人口乃至社会的变化，都在这几年来体现的淋漓尽致，人均收入增长的放缓，商业环境的内卷和就业上的内卷，以及新生儿低迷和人口老龄化，这些问题都开始一步步反映到近期的经济数据上。
更重要的是，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整体下滑，民间居民财富的缩水，也严重影响到了人们对未来的乐观判断。
显然，这至少不是一个像过去那般全然昂扬向上的积极时代。
过去我们都相信只要改变就会更好，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害怕，一改变事情就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房地产在过去一两年时间里经历大的变革，十几年来国人一贯相信的“房价永远会上涨”彻底成为了泡影，房地产的销售疲软不断挑战着人们对资产财富的底线。
而银行里不断突破历史新高的储蓄，同样也表明了人们是如何乐观看待消费的，130万亿的储蓄额，甚至比我们一年的GDP总量还要高，哪怕就是平均分摊到每个人头上，那也是人均十万的存款。
如此高的储蓄，也大体上反映了人们对于未来的看法，储蓄是保守的，消费亦是如此。
国内的经济形势挑战是有史以来最不确定性的，而国外可能同样如此。
新冠病毒和俄乌冲突这两件黑天鹅事件，进一步导致了我们可能面临着来自西方更加根深蒂固的分歧，而这种分歧也体现到了政策上。
截止2024年3月7日，美国第118届国会已提出559项包含“中国”一词的新法案，相当于每天推出约1.3部。
其中有23部新法案都是今年提出来的，其中包括封禁Tik Tok、对国内电动车征收2万美元关税法案、对国内进口绿色能源产品征收额外关税法案等等。
此外还有试图阻止Temu在电视打广告的法案、禁止从国内进口大蒜法案、披露在华财产透明度法案等等。
一般来说，美国立法流程是议员提出法案，然后送委员会审议，再到国会辩论和投票，通过后由总统签字生效。
在最近的五年时间里，涉华法案已经超过过去28年总和，这一数据也足以反映出欧美对我们的偏见和分歧到底有多么巨大。
经济和外部形势的压力，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近四十多年来最大的挑战。
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全球化的贸易体系之下，一个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是我们成为世界工厂的必要条件，而现在随着分歧的进一步加大，对我们的外贸进出口的挑战已经在慢慢形成。
而出口的下滑和国内企业被迫走出去，也让就业形势变得异常严峻，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做出对策的。
今年我们提出了一个新词，叫做新质生产力，这个词汇大意就是发展新兴领域技术，用创新去破局，最终起到提升生产力的结果，但生产本身又和消费是密切相关的，当外贸开始转变，我们的内需就变得非常重要。
而眼下，我们的收入分配又依然存在着失衡的结构性问题，国民收入差异巨大，如何用有限的消费去消化我们庞大的生产力，这依然是一个问题。
看起来我们的生产力似乎落后，但实际上由于国内消费的支出一般，我们的生产是完全可以满足消费的，过去一年的通缩风险，也恰恰说明了生产过剩对通缩造成的负面影响。
企业降价去库存的现象，其实就是产能过剩的结果。
人口老龄化、高杠杆遗留的债务问题、消费和收入的非均衡、社会公共保障体系的薄弱，这些问题都越来越考验着我们内部的市场平衡，
对外，全球体系的重大调整也会对我们造成一系列影响，世界经济贸易变得越来越分裂，以及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抬头，最终都会反噬我们的外贸。
而美国对我们的打压和遏制，同样也会造成不可预料的结果。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种压力之下，我们同时还要做到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既要又要的经济硬性要求下，我们能够真正施展的空间和时间并不多。
最终，这些风险和挑战需要通过持续的创新和结构调整去应对。
我们也已经在多个方面采取措施，例如推动科技创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革新、扩大内需等等，以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在短期内我们的确很难看到很好的效果，结构性的症结必然需要用更长的时间线去慢慢修复，而真正令人担忧的是，届时我们的人口形势可能已经到了更为严峻的时刻。
当经济遇上社会的挑战，问题的复杂程度乃至深度和广度，都远非短期能够去解决的。
而对年轻人来说，在这样一个充满未知的当下，能否保住上一代人那样的信心，也很难说。
一个时代彻底远去，届时年轻人要想恢复信心，恐怕只能再过一代人，保增长保的其实不是增长，它更像是我们对未来的底线，在保住这个底线的过程中，尽力去解决问题和处置风险。
至于我们能否迈入高收入国家乃至发达国家，我想，这还远远不是我们当下所要考虑的问题。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