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的钟声已经敲响，一系列高层会议向外界传递出诸多信号。
风向真的开始变了！
2月2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研究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问题，研究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问题。
“以旧换新”这样的字眼，以往并不鲜见。
然而，很多人恐怕还没有意识到，这则不起眼的文件，实际上具有经济转向承上启下的的标志性意义。
中国经济的神秘轻功
说它承上启下，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中国经济运行的前世今生。
与美欧等国依靠股市驱动国内经济投资不同，中国的投资是靠债市来驱动的，是典型的银行经济。
然而，入世之后的中国，与其它开放市场国家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对于一般开放初期的国家来说，国内最大抵押物是美元，所以美国只要抓住美元这个源头，就足以对一国金融产生足够大的影响。
美国人万万没想到，中国人在经济上居然也会中国功夫。
那些年，国内高层仿佛是得到了武当轻功“梯云纵”的真传，依靠房地产这个最为稳定的抵押物，左脚踩右脚，拉动了巨量的民间财富，使得银行经济得以脱离美元运行。
但是，随着楼市繁花开尽，房产这个过去最为稳定抵押物的价值开始走弱。
去年一整年鼓励借钱的降息政策，并没有起到明显的实际效果，一方面是源于信心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有优质抵押物变得越来越稀缺的原因在里面。
所以，过去以大规模投资房地产这招，短期是指望不上了。
根据路透社、联合早报等媒体报道，2024开年，中央向地方和国有银行发布通知，要求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这12个重点省区市，必须“砸锅卖铁”全力化解地方债务方案，缓建或停建目前总投资额完成率不到一半的项目建设，对于超过50％的项目，也要压缩投资规模。
有心人观察不难发现，如今还在运行的基建项目，也已经不再以效率为第一优先了。
2023年新颁布的《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中，有关“能用人工的尽量不用机械，能组织当地群众务工的尽量不用专业施工队伍”，就是一种集中体现。
很多基建项目的主要目标，已经从过去为经济发展打基础逐渐转变为稳就业。
过去，中国长期处于负债模式下推动。政府负债进行基建，建成后抬高土地价格，通过房地产转嫁负债，然后继续负债扩大基建。
如今，政府负债能力已经不如以往。
中国告别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的进程，已经开始。
历史的齿轮悄悄转动，国家财政运行的模式已经悄悄开始发生颠覆性变革。
基建的意义
对于过去二十年经济突飞猛进的中国来说，基建的意义远大于其本身对于城市面貌和生活环境的改善。
它不仅仅改善城市和乡村的面貌，还是很多新商业模式的温床。
曾经声名鹊起的电商，就是一大典型。
汽车和冰箱的大规模应用，导致商品传输的距离产生了质的变化，促成了百货公司的诞生。而电商诞生的关键基础设施，无疑是互联网，后来的移动互联网则把它推向了另一个高峰。
所谓新商业模式诞生，往往是因为新基础设施诞生后，在与原先商业模式打散后的有机排列组合。
电商这些年的狂飙，也确实全面改造了中国。
通过链接消费端和产业端，电商不仅挖掘了中国人的消费潜力，也最大限度激活了产业端的产能。为了把两者能够有效链接起来，电商甚至完成了中国陈旧的物流改造，提升中国的物流效率至全球第一梯队。
如果要说产业升级，电商行业当之无愧，它就是中国规模最大最实在最清晰可见的产业升级。
但是，如此宏大的产业升级背后，对整个社会的生态变革，同样也是巨大的。
各位不妨试想一下，电商普及前的中国，零售商业结构究竟是怎样的？
在过去，受限于交通和沟通效率的低下，所有的商业行为都发生在线下本地。小镇和县城里有自己的农贸市场、百货商店和小超市。
县城，构建起了中国行政区划的基本盘。中国共计1299个县，县城往下，建制不全；县城往上，又不具有足够的代表性。
因此，相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着力扶持的工业城市，县城的财政收入构成具有代表性意义。
我们以中西部欠发达区域的普通县城为例。下图是一张贵州省毕节县（现毕节市七星关区）1980-1985年的财政收入统计图：
由于经历多次税制改革，上面这张图在今天来看有一定的年代感。但是，在电商崛起之前，中国的县城都有自己的一套类似的商业体系。
工商税为代表的税收在当时占了城镇税收的大头，甚至高达九成以上。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这是新华字典里一句很多人都熟知的名言。
虽然现在大家都对这句话以调侃为主，但放在过去的县城，却是铁打的事实。
曾几何时，县城售货员是和工厂工人一样“铁饭碗”的存在。
在当时的商店里，甚至张贴有这样的字样：严禁打骂顾客！
不过，随着电商的崛起，这些滑稽的过往早已被定格在历史尘埃中。
如今的县城，除了快递和线下餐饮，线下商品经济的繁荣并没有赶上经济发展的速度。电商引发的地方税收的变化，无疑是一个有趣的观察点。
如果再比照下面这张2021年毕节市（原毕节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表，我们就会发现，今天的增值税，虽然依旧是毕节这种小城市所有税种中占比最高的，但其总占比仅有34.5%左右。
今天县级小城市真正的赢家，仅限于那些父母双职工或有一方做生意，自己体制内，在县城有车有房，还不止一套的人。
所谓“县城遍地是赢家，县城才是快乐老家”，实质不过是靠体制内循环经济来实现的。体制内循环经济的前提，则是财政转移支付。
如今地方债问题的日益严峻，沿海自己也没钱了。
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要开源的时刻。
财政的历史逻辑
除了地方财政问题亟需解决，大的财政逻辑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关于它未来的轨迹，还得回到中国财政的历史逻辑去追寻。
什么是中国财政的历史逻辑？
我们先按下中国财政历史逻辑的常态不谈，来看看历史中的“变态”。
在对中国古代史的主流叙事中，宋朝是一个存在感不高却收获了无数耻辱的朝代：
不仅丢失了燕云十六州，没有实现“大一统”，和边疆的少数民族作战中少有胜迹，只能被迫防守，甚至徽钦二帝被掳至北境，受尽凌辱，险遭灭国。
于是乎，只剩下半壁江山的南宋就更加不遭人待见了，宋高宗赵构更是被当今无数穿越小说作者直呼为“完颜构”，堪称史上最废皇帝。
然而，中国官方版本的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个都诞生在宋代，这一事实意味着不论实用性如何，技术创新在宋朝极为频发。而商品经济繁荣导致的激烈市场竞争则是技术创新的原动力。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火药在欧洲的发展轨迹和在中国完全不同。
而“交子”在宋代出现，更是说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诸如民间借贷的金融服务业配套也极为兴盛。
抛开这些不谈，就拿历史上评价王朝强盛的重要指标——编户数量来看。
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官方历史叙事中无疑是那个被认定为绝对的盛世，开元二十年全国民户数数量为780万户。
而淳熙（宋孝宗，南宋第二位皇帝）十六年统计南宋全国总户数为一千二百万户，远超开元盛世，南宋的繁荣程度可见一斑。
南宋开禧二年，南宋北伐，对金国进行突然袭击。
这一年，南宋的中央财政收入高达8000万贯钱，而当时全国人口约7000万；唐朝前期鼎盛时期的中央财政收入是3400万贯；而清朝乾隆年间，财政收入是4000万两白银一年，到了1900年，财政收入提高到8000万两白银，而人口却有4亿。而南宋一贯钱的购买力更是清末一两白银的两倍。
去年，《长安三万里》电影热播，引发今人对长安的无限向往。
但是，历史中的长安并没有你想的那样繁华。
在唐朝，商品经济与以往一样被刻意压制，即便是国都长安，也依旧设有宵禁。而据吴自牧所著《梦粱录》中记载，南宋临安已经取消了宵禁。在当代墓葬发掘中发现，宋朝富人的陪葬品与王侯贵族相差不大，厚葬之风盛行，也是宋朝作为经济巨人的另一个体现。
有宋一代，虽然在国土面积上不可与汉唐相媲美，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富饶的朝代，没有之一。而且，“积贫积弱”的南宋面临外部军事危机的情况下，统治却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即便面对横扫欧亚的蒙古，也坚持了四十多年，后期失败则更多是由于自身的军事失误，南宋经济实力之强，占有相当大的原因。
宋朝的经济繁荣，在于其走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道路，成为历史中的“变态”——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的高度发达，成就了宋朝。
那么，古代中原王朝的常态是什么？
税。
没错，就是今年日本京都清水寺住持森清范写下的那个年度汉字——“税”字。
与欧洲将贸易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常态不同，中国历代王朝都将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大手段。一般来说，在王朝建立开始，由于刚刚经历过大洗牌，税收往往比较顺利。
而到了王朝末年，要想收上来税就会变得愈来愈难。
要想维持中央财政，扩大政府垄断的专营性收入是一个不错的妙招，而死守农业税的明朝就因为无法开源导致财政困难。
而政府垄断专营的招数，最早由大名鼎鼎的管仲提出。
据《管子·海王》记载：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藉于台雉何如？”管子对曰：“此毁成也。”“吾欲藉于树木？”管子对曰：“此伐生也。”“吾欲藉于六畜？”管子对曰：“此杀生也。”“吾欲藉于人，何如？”管子对曰：“此隐情也。”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
当时，齐桓公为了给齐国开拓税源，提出对人口、房屋楼台、树木、六畜征税，均被管仲一一否定。管仲认为，税收是有形的，贸然加征种类如此繁多的各项税目，必然会激起百姓的强烈不满，提出“唯官山海，寓税于价”，采用间接征收的方法，将税负隐藏到商品里。
专营制度之所以能够专营，完全由于资源有限，政府有能力对其进行垄断控制。
这一制度，从管仲提出开始，到西汉开始实施，到唐代更是变本加厉。
《新唐书》中有载：
“晏之始至也，盐利岁四十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官阉、服御、百官禄俸皆仰给焉”。
唐朝末年政府90%的收入来自于专营行业。而专营行业的范围，也早就从管仲提出时候的盐铁，扩展到了酒类、药品、茶叶。
而且，“寓税于价”这种手段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高明，不会让人觉得是政府赤裸裸的敛财。因为政府并不需要把控全部环节。
管仲在提出官山海政策的时候，就曾遭到过反对。
反对者声称，周厉王对自然资源从生产到销售实行完全垄断，侵犯了领主和市民的利益，引发国人暴动。管仲认为，他要实行的官山海，与完全垄断有本质不同：
私人对盐铁享有经营权，但由政府来专卖。其所采取的形式归纳为民制、官收、官运、官销。
到了唐朝，在盐法改革中就只抓收购这一关键领域，来实施政府国营，其他环节一律放开，交给市场。
国营的实质是税收的延伸，同时也是古代王朝内循环经济下解决财政收入问题的重要手段。
当贸易能够为国家带来巨富的时候，政府专营的获利相对而言就没有那么重要，宋太祖一朝，在东京、江南和河北路甚至完全开放了盐、铁、茶的经营，只是按普通商品一样征税。这也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南宋仅以半壁江山就能完胜盛唐财政收入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曾是“工业斯巴达”的美国，会放任基建破败不堪而不去修复？因为美国早已迈过了早年的清教徒阶段，以科技和金融的绝对实力大赢特赢，不需要靠基建来赚钱。
但是，依照中国惯常的历史逻辑，“官山海”才是自汉武帝到唐末千年的历史主轴。
进入工业社会后，它的范围在理论上被扩大了很多。
除了食物和生产工具，住所、交通、能源、电信、运输甚至是互联网都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也是妥妥的潜力股。
随着过去二十多年主导国家经济的逻辑已经开始转变，中国财政重回历史逻辑，其影响将会在之后的岁月慢慢体现出来。
财政将不得不重新在税上花心思，税从哪里来？
在对外贸易为导向的路逐渐受阻以后，答案已经呼之欲出——基建。而电商，恰恰就是过去二十年来最大的基建。
在这种情形下，电商行业停止进军新的线下商业领域，让渡一部分市场空间给线下，重新激活小城镇的商业环境，为地方政府税收做贡献，已经成为必然。
这一趋势，现今已见端倪。
在最近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
会议提到，物流降成本基本前提是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主要途径是调结构、促改革，有效降低运输成本、仓储成本、管理成本。
不妨设想一下，在无法大兴基建的前提下，还有什么比在地生产+在地销售更能降低物流成本呢？
促进消费回归线下，回归传统实体商品经济，不排除将成为未来内循环的主旋律之一。
“新官山海”之下，躺平是徒劳的
事实上，眼下信心和需求不足，迟迟无法提振消费，是经济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在外向型经济受阻，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维持财政收入，新时代的“官山海”已经呼之欲出，其将成为既能提振消费，又可为财政收入开源的一石二鸟之策。
负债的中年人忙着收缩资产负债表，节衣缩食，为还债勒紧裤腰带。
要重新激发社会的活力，化债就是核心任务。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化债的手段无非就是压低利息，甚至是推到负利率，而长期化债政策带来的就是高通胀。
2023年9月25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23年第三季度例会上，抛弃了上一次“关注物价走势边际变化”的表述，转为“要促进物价低位回升，保持物价在合理水平”。
同年10月14日，经济日报发表文章，文章是这么说的：
促进物价从低位回升并保持物价在合理水平，既呵护合理健康可持续的需求复苏基础上的物价正常回升，又有效保证物价水平不对经济向上向好态势形成扰动，将是四季度宏观政策的重要工作之一。
前两年，还未背上房贷的年轻人趋向于躺平，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发现，只要不买房、不结婚，生存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据说在中国活得最爽的一批人，是一些生活在东北的朝鲜族。他们会去韩国打半年工，然后拿着韩国的工资回东北小城趟两年，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卡BUG，爽歪歪。
一个迈向老龄化趋势的国家，显然是不可能会容忍年轻人持续趟平的。
在新官山海思路下，收税或收租将成为未来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方式，最近已经明确透露的保障性住房、基础生活物价上涨等就是明确信号。
而且它的逐步推行，解决的不仅仅是财政问题，还会某种程度上达到另外一层解决部分社会问题的效果。
假如围绕基建的衣食住行价格升起来，躺平的还能过得这么滋润吗？别的东西你可以不消费，生活必需品你也能不消费么？
历史的逻辑已经变了，只是很多人还未能窥见它的威力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