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江宇舟]
自9月末开始，随着政治局会议和国常会陆续召开，一揽子增量政策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国新办密集安排多部门举办新闻发布会，解读相关政策安排，在10月12日的发布会上，财政部明确表示围绕稳增长、扩内需、化风险，将在近期陆续推出一揽子有针对性的增量政策举措，中央财政在举债和提升赤字方面有着较大空间，更是大大激发了大家的关注热情。
但在笔者看来，如果对一揽子增量政策的理解，仅仅停留在经济刺激上，是有所偏狭的。事实上，这是针对我们当前发展转型要求，结合国内国际形势，所制定并推行的一整套系统长效机制，标志着国家经济运行的一次阶段性转折，也在为经济新模式的平稳运行提供可持续动力。
一、为什么会在这个时点提出一揽子增量政策？
近年来，新旧动能转化虽然对相当一部分产业和人群造成了痛感，但是从经济运行的大盘来看，我国经济回升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超大规模的市场、配套完善的产业体系、实体驱动的外贸市场、高素质的人才队伍都仍在量质齐升当中。
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在近些年得到了有效改善。地方政府债务方面，截至2023年末，全国纳入政府债务信息平台的隐性债务余额，比2018年摸底数减少了50%，地方政府债务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防线，债务化解正在有序推进。房地产市场虽然仍在筑底、保交楼任务艰巨，但是社会基本面保持稳定，部分城市出现回暖迹象，经济结构仍在优化。2023年，服务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2%，比上年提高4.9个百分点。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依然还有小幅增长，去年增幅超过3%。
“承压”方面守住了基本防线，增量部分的有生力量正在集结。在保持世界经济增长最大引擎的同时，我们的转型升级正在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取得一系列新进展。35项“卡脖子”行业已有20余项取得突破，77个已布局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成投运35个。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达17.73%，有力地填补了房地产等行业退坡后带来的空缺。
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为主打产品的“新三样”出口在2023年首破万亿元大关，增长29.9%，且整体上依然还以内销为主。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正在超过投资增长率，我们不仅正在迎来经济新动能孕育成型的发展新阶段，也在迎来经济发展模式由“赶超”向“引领”转变的历史节点。
左图为美国nature对于中美两国领先领域的对比，中美已平分秋色，中国在物理化学、材料工程、有机化学、大分子与材料化学上实现了赶超。右图为信达统计的国内细分行业出口依赖度，结果显示在外贸增强的情况下，上述产品多还能为国内消化。
外部形势虽然波澜不断，但整体上也正朝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我们与全世界的合作正在日益深化，尤其在东南亚、中东等关键区位的布局正向纵深发展，“一带一路”有声有色。我们顶住了一系列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的考验，并始终在周边地区争端中掌握主动。西方国家的产业空心化正在日益加剧，美国不管怎么修改统计数据，也不可能在中长期扭转自己的降息周期，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自己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具体分析详见前文：https://www.guancha.cn/jiangyuzhou/2024_08_30_746540.shtml），全球资本流向也将随之发生转变。
但与此同时，我们依然存在一系列棘手的问题。根本在于经济新旧模式的切换尚未完成，旧模式尚未彻底出清，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依然有待解决。具体来看：房地产需求端尚未全面复苏，供给端烂尾楼依然普遍存在，发展新业态依然有待重构；地方债务压力依然巨大，叠加土地财政大幅削弱后的开源问题，更是雪上加霜；目前新动能尚未完全成型，技术成果转化的效率依然偏低，对全行业的牵引力依然有限；民营经济活跃度有待提振，民营投资的积极性仍在低估。
海外保护主义正在回潮，将影响我们的市场布局；在行业景气度有待提升的现状下，就业市场依然有待提振，民生中依然存在大量补短板需求，社会分配制度仍然有待完善，由此引出的一系列问题又最终削弱了人民群众对经济发展的获得感，造成内需不畅。（对于获得感的具体分析详见前文：https://www.guancha.cn/jiangyuzhou/2024_08_14_744748_s.shtml）
尤其是这些年，我们地方政府、房企和居民杠杆率过高，且相互影响，制约了经济提振的活力，漫长的出清周期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对经济发展的信心，亟待通过更高维度的政策供给去打破僵局。
与一些老师认为内债不是债、中国债务有资产托底的观点不同，笔者始终认为，资产的价值取决于内生性和流动性，分别对应了价值产生的造血能力与价值转移的流通能力，如果长期无法产生效益、无法具备市场流动性，那么资产价格无法实现，非但不能维系债务，反而还将动摇整个社会资产定价体系，造成资产负债表的全局性风险。很多大拆大建、重复基建、设施荒废与浪费的背后，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这正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一大隐患。
总之，中国经济底盘扎实、潜力蓄能，前景大有可为。但也是青黄不接、摩擦剧烈，改革势在必行。上述有利方面促成了政策提供的可能性，提供了改革的条件和动力。不利方面提出了政策引导的必要性，指明了改革的方向和难点。
这就是一揽子增量政策出台时所处于的时代背景。
回想2014年，我们刚刚认识到经济发展正处于“三期叠加”，提出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开始正视上一阶段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却苦于旧模式惯性、新动能不充、外部形势波动过大等因素的影响，开始了对经济结构漫长的调整过程。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可以认为，到2024年下半年，这一轮历时十年的调整，已经进入到后半程，并伴随着共同富裕的号召，开始从新动能的“共创”走向新发展的“共享”。
摘自总书记《经济工作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2014年12月9日）。对于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来说，这段化解和调整，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如果联想到2035我们要达成的目标，这前后半程的各自十年，正在砥砺和孕育里一点点揭开它的对称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