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俄罗斯举行全国哀悼日，悼念22日莫斯科近郊音乐厅恐袭事件遇难者。
矗立在事发地附近的视频屏幕，显示着蜡烛图像和“悼念”字样。连日来民众为遇难者献上鲜花。一封悼念信上写道，“请原谅我们（没能救你们）。”
“我感到非常沉痛。灵魂和心灵都被撕裂了。”27岁的莫斯科教师亚历山大对上观新闻·解放日报记者表示。
“虽然我不认识遇难者中的任何一位，但我和周围人都觉得，这如同自己失去至亲好友那样。”
悲伤记忆重现
亚历山大还记得自己上小学二年级时，脑海中那恐怖的一幕。
“那一年在别斯兰发生了一场悲剧。”亚历山大说，“我至今记得我们一家人是如何坐在小电视前，观看联邦频道播出的现场画面。”
“我躲在父亲背后，从他的肩膀后面往外看。很可怕！”亚历山大说，“我不明白这种残忍和不人道是从何而来的。”
别斯兰人质事件转瞬已过20年，对于莫斯科此次经历的新恐袭，亚历山大依然感到心有余悸。
“说实话，（对安全）我有点不确定。透过窗户，我看到宿舍区的街道上空空荡荡，偶尔有人走进商店，不多久就回家了。”
38岁的IT工程师列昂尼德表示，恐袭后他既愤懑，又困惑，不明白袭击者为何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开枪。
“我虽然很幸运地没有直接经历过恐袭，但过去的恐袭中，有一起莫斯科地铁爆炸案就发生在我每天乘坐的线路上。而且，曾经的多莫杰多沃机场袭击影响了每一个离开和抵达机场的人。”
28岁的记者叶卡捷琳娜说，音乐厅恐袭事件对每个俄罗斯人来说都是严重打击，特别是对于那些在莫斯科生活和长大的人来说。
“我想，很多人在看过音乐厅恐袭的第一个镜头后，他们的记忆都立刻被拉回20多年前莫斯科剧院人质事件。”
安全感如何？
“现在，恐袭已经过去了。在事件影响方面，我的结论是：至少在莫斯科，由于惯性，大家对群体事件仍会存在某种恐惧。”叶卡捷琳娜说。
“但与此同时，我们相信，在遭受沉重打击后，俄罗斯特别情况部门将更加谨慎、细致地工作。”叶卡捷琳娜说，“因为对我们的总统而言，恐袭以及对俄的恐吓语言，都是不可接受的。”
44岁的私营企业主管瓦季姆表示，“现在街上的人比平时更悲伤，甚至看起来若有所思。”对于安全形势，瓦季姆认为俄罗斯安全状况“良好”，但也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
21岁的兼职摄影师西多罗夫对记者表示，俄发起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安全保障措施并无太大变化。
“在地铁入口，一直有保安人员站岗，他们会随机检查包裹；在机场和火车站，安检一直都比较严格。街上偶尔可以看到警察巡逻，但在公共场所我从未见过武装保安。”
“总的来说，我认为莫斯科地铁的检查早就应该加强了，就像2017年4月圣彼得堡地铁发生恐怖袭击后，有时甚至会检查没有携带包的人。”
在西多罗夫看来，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安全措施没有变化，是因为莫斯科一直有一种安全感，认为俄首都不会发生严重事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音乐厅恐袭发生后。
22岁的高等经济大学学生克塞尼娅·穆尔吉娜表示，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罗斯大城市（特别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公共安全大大加强。“在地铁里，经常要求将包和背包放在安检带上，正如我注意到的，他们经常开始检查外国人的证件。在市中心的街道上，可以注意到警卫人数有所增加。总体而言，与往年相比，对法律和秩序的控制也有所加强。”
26岁的博士生亚历山德拉·扬科娃表示，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公共场所的安全措施也变得更加严格。然而，在所有人群聚集地点确保完美的安全是非常困难的。唯一出路是保安的持续警惕，但在恐袭发生时这可能还不够。不幸的是，在此次恐怖袭击中，保安来不及采取任何行动。他们是最先被杀害的。
生活还要继续
45岁的房地产经济人阿丽娜说，袭击发生的第二天，她换乘不同交通工具去上班，整座城市很平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人们的精神状态：沉默而悲伤。
阿丽娜说，街头印有烛火和“哀悼”字样的广告牌随处可见。“但生活还要继续，还要为此斗争。”
“我一定会去教堂，放上蜡烛，为那些死去的人，也为那些误入歧途、犯下这一可怕罪行的人祈祷。”阿丽娜说，“现在我们感到更加团结一心。不会被吓倒。”
列昂尼德说，自己周围认识的人的生活一如既往。“人们显得很伤心，但我想说的是，每个人都变得更加关心、照应彼此。”
“你不可能对一切无动于衷。”亚历山大说。事发后，由于他的身体情况不允许献血，他不得不放弃前往采血点。“但我的所有具备献血资格的朋友和熟人，都去了采血点。”
“在告别一切苦难前，恢复和改变需要时间。”亚历山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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