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7日，中国第五个南极考察站——秦岭站正式开站，填补了中国在南极罗斯海区域的考察空白。罗斯海保存着地球最后一块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被誉为“最后的海洋”。秦岭站的建成，也让中国科学家们在这个南极科研的理想之地有了自己的根据地。
王焘在南极参与科考 受访者供图
2024年是中国极地考察40周年，我国极地科考事业40年来从无到有、由弱到强，背后是一代又一代极地工作者在极寒中的拼搏与付出。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地考察站管理中心副主任王焘便是其中一员，从早期的昆仑站到最新的秦岭站，1988年出生的他见证了中国逐步跻身全球极地研究的“第一梯队”。
8次参加中国南极科考队，在考察站单次连续工作时长近500天，投身极地科考十余年，王焘在最寒冷的地方体味着艰苦、温暖与荣光。
走入严寒，挑战“生命禁区”
2011年7月，王焘从华东理工大学毕业，带着对极地之神秘的好奇，进入了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当年11月，他就参加了中国第28次南极科学考察队，前往位于被称作“人类不可接近之极”南极“冰穹A”地区的昆仑站执行考察任务。
王焘在昆仑站 受访者供图
那时，他是队伍中最年轻的队员。面对极度严寒、极度缺氧等严酷自然条件和高风险、高难度工作的多重考验，王焘一度经历过脚趾冻伤至发黑。当时，还有多名队员脸部被冻得只能贴纱布参与工作。最终，王焘圆满完成了既定任务，还获得了“优秀南极考察队员”的荣誉称号。
2013年参与我国第二个南极内陆考察站——泰山站的建设时，王焘已然成长为主力机械师。连续50多天在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中工作，王焘和所有队员克服了一次次暴风雪、白化天气等极端恶劣天气，最终圆满完成泰山站主体建筑建设任务。
王焘后来回忆时，讲到通过卫星电话和国内实时连线进行的简短泰山站开站仪式。零下三十摄氏度的暴风雪天气下，所有队员举行了升国旗仪式，王焘担任升旗手，不到20分钟时间里，他的脸部被严重冻伤直至僵硬。当时所有人都很开心，又一个里程碑达成了。
在南极考察时，机械专业出身的王焘担任过多次内陆驾驶员。从中山站到昆仑站，往返近60天，每天开10多个小时的重型雪地车，穿越号称“生命禁区”的南极内陆。昆仑站所在区域年平均温度达零下56摄氏度，还有缺氧、低压等严酷考验。
“白茫茫的大地，肆虐的风雪，遍布的冰裂隙，我的神经必须高度紧张，松懈一秒就可能人车俱毁。”王焘说，最害怕的是车辆出问题。修车需要使用精细的工具，这就意味着队员不能戴厚手套，因此基本都会被冻伤。而为了不耽误任务进度，也根本顾不了这些，他经历过最长一次的维修有十几个小时。
现如今，王焘早已是中国极地考察的核心骨干，作为新一代“极地人”常年工作在南极一线。2022年起负责罗斯海新站的建设任务，2023年5月起担任极地重大项目工程部副总指挥，负责具体落实国家极地战略和极地重大项目的组织及实施。
极地生活与远方的家
超长的工作时间、极端的工作环境、恶劣的天气条件……重重考验之下不乏惊险，极地科考队员彼此依靠，而想起远方的家，遗憾也常是主旋律。
王焘说：“科考队员之间的情谊都很深。拿内陆队来说，一旦踏上驶入南极内陆的征程，这20多个人就是同生共死的关系，只有团结友爱、互相扶持，才能闯过难关。”在漫长的驾驶过程中，意外也是常态，而当车辆发生故障时，本来只需机械师修理，但有时候全体队员都会选择出舱，围过来抢着拧螺丝，希望能帮上忙。
最惊险的一次，雪地车在运输燃油的返程途中坠入冰裂缝，差一点车毁人亡。王焘记得，当时的副驾驶来南极前刚结婚一周。
2017年11月开始，王焘辗转南极中山站、昆仑站、泰山站等考察站点，连续执行了近500天的考察任务。奔赴南极时，他的儿子刚刚出生半年左右，等他再回到家时，孩子已经两岁多了。十几个月时间里，王焘和家人只能通过电话和视频联系。而面对这种分离，他也毫无怨言：“这种情况在科考队里很常见，我这不算什么。”
在南极越冬时，漫长的极夜和周围只有寥寥数人带来的是无边的压抑感和孤单感，“想家”毫无疑问是科考队员的集体情绪。王焘忆起在昆仑站时，飞向9000米高空的用于气象探测的气球上，用记号笔写满了想对家人说的话。
所有的苦累也是责任与担当。随着秦岭站的建成，中国极地事业再次迈向下一个里程碑。王焘表示，中国极地科考40年，80后、90后如今已经是中坚力量，00后同样开始崭露头角；极地科考是一项年轻的、极具创新开拓特色的国家事业，急需青年人投身其中。作为一位年轻“极地人”，王焘也期待着更多的青年人关注、支持、投身中国极地考察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