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八年，随着明朝在河西地区统治秩序的确立，为巩固在河西地区的统治以及恢复汉族文化的传统，明廷便开始在河西地区大力推广儒家文化。
基于学校教育对于推广儒家文化的重要作用，明朝在河西地区设置了陕西行都司学、凉州卫学、永昌卫学、肃州卫学等官学，形成了以卫学为主体的学校教育体系。
虽然战争不断、地处偏远的社会环境影响了河西卫学的教学质量，但通过学校教育的培养，河西地区仍然涌现出了一批科场得意的士子和地方社会的中下层士绅，成为儒家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推广者、维护者，使得河西地区以军户为主体的卫所社区出现了明显的“文化”趋势。
同时，随着儒家文化在河西地区影响力的提升，河西地区的社会风气也出现了由“尚武轻文”向“崇尚诗书”的转变。
一、河西地区以卫学为主体的学校教育
洪武二十八年正月，随着明朝在河西地区统治秩序的确立，面对河西地区“鲜有儒者，岁时表笺乏人撰书，武官子弟多不识字，无从学问”的景象，在陕西行都司指挥佥事张豫的建议下，明朝以辽东建学为例，在甘州城东南隅，“置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儒学，设官如府学之制”。
陕西行都司儒学的设立标志着明代官办学府在河西地区的出现。但明初面对经济发展落后、民族成分复杂的河西地区，河西地方官员只能将大部分精力放在稳定边防、维护统治秩序以及发展社会经济上，对学校教育的发展无暇顾及。
因此，在陕西行都司儒学设立后，各卫所并未建立与之对应的卫学、所学。然而河西地域广阔，除同城的甘州五卫外，其他卫所的军民子弟想要在陕西行都司学就读就显得困难重重。
在各卫尚未单独设学的情况下，一些生活在河西地区的文官和流戍河西的知识分子就开馆设学，成为明代河西地区儒学教育的拓荒者。
明中期，随着明朝在河西地区统治秩序的稳定以及文治传统的逐渐回归，文强武弱的局面得到了扭转。教育在移风易俗、安边化民方面的作用为明廷所重视。随着地位的迅速提高，总督、巡抚等文官也将兴办教育视为其重要的责任。
同时，广大的军户子弟也逐渐认识到求学入仕对改变家族地位的重要作用。而官学作为国家教育体系中的一环，其学习环境、学生待遇等问题都远非私学所能比拟。
尤其是学生在入学后，就可以成为生员，也就是民间俗称的秀才，即使学艺不精不能通过乡试考中举人，也有机会通过岁贡、选贡乃至例贡等途径，谋得一些低级文职。
再不济，就凭生员的身份，也可以享受国家的一些优待政策，减免部分赋役。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对教育兴趣不大的军户群体也成了卫学建设的积极推动者。在上述两方的共同促进下，河西地区官办教育逐渐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
河西地区人口相对较多，凉州卫学建立后，经济基础相对较好的山丹卫、永昌卫也很快建立了卫学。正统五年，都指挥杨斌于山丹卫城东南隅建山丹卫学。正统九年，明廷应永昌卫指挥同知高瑛奏请，设永昌卫儒学。
正当河西地区的卫学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时，瓦剌对明朝的一系列军事活动又打断了这一进程，使明廷与河西地方官员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了军事守御上。此后，河西卫学的建设又重归沉寂。
在边防压力增大、军费吃紧的情况下，户部出于节省军费开支的本能，提出以牺牲边卫官学教育为代价，来减少卫所的财政支出。幸好明代宗对卫学在边卫的作用有着足够的认识，避免了河西卫学建设的一次倒退。
成化初年，随着边境形势的缓解，文教工作重新得到了河西地方官员的重视。在得到明廷的积极回应后，河西地区的卫学建设迎来了又一个高峰。成化三年，明廷应徐廷璋之请，设肃州卫学。
卫学的设立对于河西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儒学思想的传播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明代官学的名额十分有限，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
河西地区的官学，除陕西行都司学是按照府学的规模创建外，其他各卫学、所学的办学规模大体与州学、县学一致。
二、河西地区科举事业的发展
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河西地区的学校教育在正统以降取得了丰硕成果，卫学、所学、书院、社学等各类学校遍布河西各地。大量有志求学的军民子弟纷纷走入学校，接受儒家教育，使得河西地区在科举事业的发展和人文风气的改变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河西地区的科举事业并不兴盛。从分布地区来看，河西地区中段、东段社会经济较为发达，卫学建立较早的甘州五卫、凉州卫、永昌卫中举的人数相对较多，而军事防御任务较重、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肃州卫，所学设立较晚的镇夷所中举的人数就比较少。
至于所学设立较晚的高台所以及未设所学的古浪所，终明一世更是没有一人中举。这些都显示出河西文教事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官学对于河西科举事业的重要作用。
单从数量上看，明代河西地区举人39人，其中8人中进士的成绩单莫说与文雅蔚然、科第相望的江南相比，就连与同属边镇的宁夏、延绥都无法相提并论。
宁夏从明初至嘉靖时期就涌现出举人82人，其中进士 18人。延绥稍逊于宁夏，从明初至万历时期，亦有 48人中举人，13人中进士。但实际上，河西地处极边、战争频繁的现实情况，使得河西士子们的科举之路所面临的困难也远非其他地区可以比拟。
一方面，明代河西地区属陕西省管辖，士子想要考取举人就需要前往省城西安参加乡试，从河西地区最东端的凉州卫到西安就需要近两千里路，最西端的肃州卫到西安更是将近三千里路。
如此漫长的旅途中士子们不仅面临着各式各样的困难与艰辛，还要应对边情的变化。一旦边情遇警，士子们可能连赴西安参加乡试的机会都没有。
另一方面，河西偏远的地理位置、落后的社会经济、复杂的民族构成情况，使得文官往往视河西为畏途，河西诸卫学难以吸引到高水平的教师。
就连负责河西卫学监督和管理事宜的陕西提学官都很少亲自前往河西巡视。
三、河西地区崇文重教风尚的形成
随着科举文教之风的兴起和地方士绅的崛起，儒家文化深厚的思想内涵和积极的价值取向对河西地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便逐渐显现出来。以军户为主体的卫所社区出现了“文化”的明显趋势，河西军民之家出现了“崇文重教”“读书识礼”的社会风尚。
如崇祯四年，镇番卫科试贡生王国彦，“家奇贫，幼读书无灯，燃麻杆替之。母杨氏劝休读，泣之曰：‘不孝虽不才，其心尚向上，若夫等登选，亦不枉母之教也。’请从学，母遂无言。崇祯间，国彦拟试府闱而为名额限抑。有同里孟公一鲤，素知其行”。
河西士人之间也出现了诗文唱和、著书立说的浓厚的学术氛围，涌现一批在当地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者、诗人。如正统年间甘州中卫人刘宽，“刻意经史，尤精于星历、医卜之学。尝建议开高台所，从学者甚众，号心古先生。所著有《河西赋》”。
成成化年间山丹卫学庠生徐体仁，“博古通今，潜心力学，成化七年撰写《云台寺碑记》”，嘉靖元年镇番卫科试贡生张举，“自恃有才，尝仿司马作《哀上林寺》。
这些明代中后期河西地区涌现出的作家、学者，虽然学识一般，在全国范围也谈不上什么影响力，但如此炽热的文风足以体现出河西地区社会风气的转变。就连传统印象中不擅文移的武官群体也出现了一批接受了卫学教育，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儒将。
结语
实际上，明中期以降，随着以儒家教育为主导的学校教育的开设和完善，儒家文化在河西地区的影响力逐步提升，河西地区的社会风气、社会风俗都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以军户为主体的卫所社区出现了明显的“文化”趋势，军民子弟纷纷投身于科举和文化事业，甚至连土官、土军、土民中的少数民族孩童都“亦诵儒书”，至明末河西地区的社会可谓是“虽边鄙伏处天末，而转移化导之后，亦庶儿与内郡同风矣”。
参考文献
《甘州府志校注》
《重刊甘镇志》
《镇番遗事历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