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越文化往往作茧自缚，过度的优越感，导致自我中心，旁若无人的心理。契丹是压境强邻，理应知彼知己，事实恰巧相反，朝廷怕大臣通外语，会通外敌，而大臣们居然也无人指出了解敌情的必要。
北宋如此，南宋尤甚。出使亲历金国，无从考察，眼看金国用通汉语的人，也无动于衷。开禧年间，贸然作战，就出于误听不确的片段情报。蒙古几次进攻，竟也不知虚实。
宋代不重外语的习惯，一直传到近代。清末一群名为讲洋务的大臣，有几个通晓外语？在抗战前后，知识分子很少学日文，好像学日文，就有想作汉奸的嫌疑。抗战既不知彼，战后清查日本劫夺的资产，照样胡涂。
——刘子健《宋史测度·引言》
北宋安定，澶渊之盟之后对契丹保持长期和平是一个大因素。和契丹办外交的大臣是不是有通契丹语的呢？这也是颇有兴趣的问题。一般印象之中觉得好像很少。儒臣不学这种夷语的末技，多半用通事通译。反映中国文化“自我中心”的态度，对于外国情形，不够注意。并且通外国语，还可能被君主怀疑，戴上一顶帽子，说是有私通外国的嫌疑。
耶律弘世墓墓道东壁“契丹官吏图”
但是姚从吾先生以为有重要的例外。负责澶渊交涉的曹利用是通晓胡语的（原载《大陆杂志》六卷三期《女真汉化的分析》，收入《宋辽金史研究论集》，页二七八—二九〇，1960年）。证据是杨仲良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本末》（以下简称《长编本末》）卷一五。这书有广雅书局光绪十九年本，页一四，的确有这样的文字。曹利用说：“臣乡使胡，晓胡语，又密伺韩
（是契丹的使臣）。闻其乘间谓左右曰，尔见澶州北寨兵否？劲卒利器，与前不同。吁，可畏也！”
这例外有点突兀，因此引起怀疑和一点小考订。《长编本末》另有一个清抄本（台湾图书馆藏），比广雅刊印得早，还有题跋，眉批，和断句。这本子卷一五，页一五的文字不同：“利用对曰，臣乡使胡。晓胡语人密伺韩
。”下文相同。“晓胡语人”四个字下面没断句。校勘的人觉得句法不顺，不知道怎么讲好，加了个眉批说：“疑胡人语。”这眉批也是觉得曹利用可能通晓“胡人语”。
宋代杨邦基《出使北疆图》（局部）
其实，原文不算太错。应该解释为曹利用派了一个“晓胡语人”去“密伺韩
”，取得情报。曹利用以使臣身份，常和韩
在一起，按情理不便先走开，然后又偷偷回去，躲在一边，亲自去“密伺”对方的使臣。还有一点证明。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浙江书局本），卷五八，页一四说：“利用对曰，臣乡使晓契丹语又密伺韩
。”这句法有点不顺。其实这“又”字是“人”字之误，应该读为“臣乡使契丹语人，密伺韩
”。曹利用刚刚使胡回来，用不着说“臣乡使胡”。抄本的《长编本末》可能是多了一个“胡”字，可能也是“臣乡使晓胡语人”。这样解释就使《续长编》的原文和《长编本末》所引用的都一致了。至于广雅书局本的《长编本末》，两个错都有，多了一个“胡”字，也把“人”字误为“又”字，句法就不顺了。
从这版本小考订看来，派个懂契丹语的人去侦探，曹利用自己是未必通契丹语的。不但如此，一般说来，学契丹语还是罪状。《欧阳永叔集》（国学基本丛书）卷三，页八一，余靖的神道碑铭说，出使契丹而贬官：“契丹卒自攻元昊。明年，使来告捷，又以公往报。坐习虏语，出知吉州。”像夏竦诬告石介诈死出走，想结合登州莱州的强悍，暗通契丹，因此开棺验尸。又像富弼出使，刚回来就被怀疑有暗通契丹的嫌疑。这都是有名的案子，可以看出北宋君主的心理，怕契丹，猜疑臣下，一以巩固君权为重，宁可让有办外交能力的人员不通外语，不能直接通晓外国情形，不能使外交更有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