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之称，始于曹王《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集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琅元瑜，汝南应畅德琏，东平刘祯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由此，后世称之为“建安七子”。
今之辞书、文学史及有关论文，凡论及“建安七子”，多将之视为建安时期的一个文学流派或集团，“建安七子”于是成为文学史上的惯称之一。
实际上，“建安七子”并非浑然一体，“七子”中的孔融与其他六人以下简称“六子，’显然有别，不宜并称。鲁迅先生曾指出“曹王《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
孔融在“建安七子”中有多特殊？
孔融现存诗歌仅首，其主要的文学成就表现在散文方面。鲁迅说“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就其诗文而言，孔融不同于“六子”的特别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张扬兴汉的人生理想纵观孔融一生，皆尽忠汉室，这一思想像一根红线，几乎贯穿其所有作品。
《杂诗》首一以吕望、管仲相比，倾吐了其欲于有限的人生中“与世同举膺”的心声。然而孔融有志于何呢《六言诗三首》浸透了他对“汉家中叶道微”的痛惜，对董卓“潜上虐下专威”的忧虑，因而寄希望于曹操，意在匡救汉室，表现了孔融对汉室的耿耿忠心。
这种力图匡复汉室于倾危之际的人生理想，在孔融的散文中表现尤为突出。无论是其荐人论事之作，还是议典章制度之文，抑或讥讽曹操之辞，皆情感充沛，包含着作者对汉室的至情至性。
在《与曹公论盛孝章书》一文中，孔融既表达了对朋友处境的担忧，惜其“丈夫之雄”、“天下谭士依以扬声”之才，更隐含着作者在“宗社将绝”之际“实须得贤”以正汉室的拳拳之心。
对于逃人山中不肯出任的邮原，孔融则致《喻邮原书》，一方面以匹妇相比，批评他在“王室多难”之际置身事外的错误，另一方面则希望他“仁为己任”，拯救汉室于水火，反复叮吟，殷殷期盼，其对汉室的一片忠诚溢于言表。
孔融论典章制度的几篇文章，坦陈己之政见，体现了他对匡救汉室的积极探索。《上书清准古王钱制》先引《诗经》，又据汉史，建议恢复古王钱制，实际上想以此来限制曹操不断膨胀的势力，维护东汉政权。
《肉刑议》及《肉刑论》主张简政轻刑，《崇国防疏》反对声讨刘表，主张隐其恶而待其自毙，皆观点鲜明，体现了作者的独特见解和极大的政治热情。孔融之文，跃动着他对复兴汉室的人生理想的执着追求，是一个累世汉臣为挽救行将就木之东汉王朝而发生的切切悲吟。
对六子而言，效忠汉室的观念则渐趋淡漠，他们的作品更多地把目光投向现实生活，既关注现实生活中的民生疾苦，抒发忧国忧民之情怀，又探寻现实生活中的自我价值，抒写个人内心之情怀。
他们的作品，与孔融事君忠汉之论大异其趣。所作其异如面，异彩纷呈。细究孔融与“六子”作品差异之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思想倾向不同。
孔融出生于圣门，自幼饱读经书，其主导思想为儒家思想。儒学自孔子始即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严格区别，主张“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要求对君主尽力服务。汉朝自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君王的地位被神圣化。
董仲舒曰“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又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指出天子受命于天，替天行事，那么为臣之道，则应无条件地维护天子的权威性，尽心效忠。
在这种思想浸润中长大的孔融，对濒临灭亡的东汉王朝忠心耿耿，亦在情理之中。
当汉室倾颓之际，孔融自始至终置身于匡复汉室之前沿，尽其绵薄之力，力图重振大汉雄风。
他任北海相时，立乡校，表彰郑公，荐举贤良，意在表彰儒术，维护东汉王朝的名分和尊严。汉献帝迁都许昌，征辟孔融为将作大匠，后迁少府，每次朝会访对，孔融献计献策，抒己政见，其赤诚之心溢于言表。
孔融执着于事君忠汉的人生理想，乃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富于理想色彩的人生追求，鲜明地表现在作品里。
然而，孔融生活的东汉末年，儒学已失去了它一统天下的地位，政治黑暗，社会动荡，战争频仍，东汉王朝大势已去。孔融无视时代的律动，将其理想系于奄奄一息的东汉王朝，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显出其为人的几分迂腐和不重现实。
张潘《汉纪》评价说“是时天下草创，曹袁之权未分，融所建明，不识时务”，极为中肯。“六子”则不同程度受曹操思想的影响，即更务实致用。
曹操选拔人才，不问出身，不重德行，不追既往，只要有利己之才，皆予录用，可见其非常重实际。这种思想对“六子”影响颇大。
在群雄当净的乱世，“六子”从人生“为君”的传统观念中摆脱出来，转而趋向人生“为己”的轨道，着眼现实，审时度势，谋求对自己发展有利的生活，以希冀个人价值得以充分展示。如王架初依刘表，后归曹操。
《文士传》记载王架劝说刘琼时说，在“天下大乱，豪杰并起”之际，唯有“能先见事机者”，即能识时务者，方能“恒受其福”，可见王粟对当时如何为人处世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
陈琳更具代表性。他三易其主，却均能以其殊健之章表，为各主尽心效力。有人因此讥讽他“不能抗节服义，与主存亡”。陈琳作《应讥》对答，认为“夫世治则责人以礼，世乱则考人以功，斯各一时之宜”，时代不同，要求则会有所不同“是以达人君子必相时以立功，必撰宜以处事”，洞悉时事，顺世而动，才是“达人君子”应有的处事态度，表现了当时务实致用的普遍心态。
如此顺应时代潮流，择主而栖，合则留，不合则去，并不把忠贞不二作为事君的原则，在“六子”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他们冲破了汉儒事君报君的樊篱，不再将人生执着于名存实亡的东汉王朝，摒弃了对虚无缥缈理想的追求，而是将目光投向现实生活，因而他们的作品亦多从现实中撷取素材，激荡创作的灵感，反映现实社会。
其二，政治态度不同，主要表现在对待曹操的态度上。尽忠汉室是孔融与曹操相处的原则，他曾称美曹操“惟公匡复汉室，宗社将绝，又能正之”《与曹公论盛孝章书》，又说“曹公辅政，思贤并立”《与王朗书》，皆是以忠汉为前提条件的。
然而随着曹操基业不断扩大，代汉之野心也日渐萌动，孔融觉察后，即一改初衷，与之势不两立。
张溥曰，孔融与曹操“并立衰朝’，融“既不能诛之，又不能远之，，只有“戏谑笑傲，激其忌怒”。
孔融处处对曹操发难，极尽讽刺挪榆之能事，其态度之明朗，言辞之激切，行为之无忌，非一般人所能比。
其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政权的实际操纵者，气势日炽，孔融对此全然不顾，对曹操肆无忌惮地攻击侮骂。其友脂习升不免替他担忧，所以“常责融，欲令改节’，孔融拒不听从，面对曹操的三压毫不退却，终于被曹操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除不快。
孔融虽死，但其严正刚直、正气凛然、威武不屈的品行却为后世所推崇范哗直谓孔融“擦擦焉，皓皓焉，其与现玉秋霜比质可也”。，苏东坡更称赞他有“英伟豪杰之气”。“烈丈夫之风”，令人肃然起敬。
“六子”对待曹操的态度迥异于孔融，他们最终都成为曹操不同程度的拥护者。建安九年，曹操攻克袁尚并以邺城作为自己的根据地。阮鹅、徐干、陈琳这时已在曹操军中。此后，王粟、刘祯、应汤也先后归附，听命于曹操。
曹操广罗人才，礼贤下士，对当地士人有一定吸引力，就连曾对曹操态度较为冷漠的阮琅，虽有征辟不应、逃人山中、焚之乃出的说法，后来也竭力效命曹操，其敏捷的文笔，深为曹操所赞赏。
徐干乃澹泊之人，曹巫说他“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然而在曹操的感召下，“遂力疾应命，从戌征行”《中论·序》，可见曹操在士人中的影响力。
“六子”追随曹操，目睹其赫赫战功和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并被其百折不挠、顽强进取的精神深探打动。他们以手中之笔为曹操摇旗呐喊的同时，亦多有溢美之词见于字里行间，其对曹操的赞颂与孔融辛辣的笔触形成鲜明对比。
其三，所属集团不同。孔融不属于邺下集团，而以其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清议中心。孔融与壮节名士多有往来。年方十岁时，以巧言善辩深为河南尹李膺赏识十六岁时，孔融替兄救友而甘受其罪，从此名震遐迩，加人名士行列。孔融性格耿介，傲岸倔强，为士人所敬仰，加之宽容少忌，“喜诱益后进”。
渐渐在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之士，盛孝章、谢该、称衡、蔡岂等均与其相善。《后汉书·孔融传》注引《融家传》称孔融“英雄特杰，譬诸物类，犹众星之有北辰、百谷之有黍樱，天下莫不属目也”，实非虚言。
这些社会名士聚首孔融家中，欢会饮宴，孔融由此常叹曰“坐上客常满，搏中酒不空，吾无忧矣。’，。他们于献筹交错中品评人物，指点时政，实际上围绕孔融形成了一个清议中心，孔融在士人中的影响也渐趋广泛。河南官属曾欲追杀孔融，有人进言说“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引领而去矣。
正因这种令士人引领而去的“重名”，曹操才会对孔融的一味作对耿耿于怀，将之视为心腹大患。“六子”则与邺下集团关系密切。建安十六年，“六子”先后归顺曹操，聚集邺城，成为邺下集团的主要成员。
其时孔融已被曹操所杀，因此与邺下集团无缘，即使孔融不死，依其对待曹操的态度，对于加盟邺下集团之事，想来也是嗤之以鼻。
作为邺下集团成员的“六子”，聚集在曹氏父子周围，宴饮游乐，吟诗作赋，形成著名的邺下文人盛会。
曹王描绘当时的盛况为“……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筋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其乐也。”。邺下文人盛会为“六子”提供了共同进行文学创作和探讨的广阔空间。
他们在相互吟咏唱和中，或兴趣所趋同作某题，或被曹氏父子所诏命题作文，自然而然产生了同题共作的文学现象，扩大了创作领域，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综上所述，由于思想倾向、政治态度、性格才情等不同，使孔融的作品独异于“六子”。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六子”间也存在着个性的差异性，但他们由于相近的生活经历，共同的志向和抱负，同受曹氏父子的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大体一致的审美情趣，使其作品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共性，而独有孔融较为突出地别于“六子”，成为“建安七子”中的异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