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豫泉官银钱局时代
前清光绪三十年间，河南巡抚李鹤年为了便于货币流通，公款调汇，饬由藩库(藩库系当时藩台衙门内所属的一部分，藩台即布政使，掌握全省民政财政和税收，即一般所说的东司)拨出资金(数目无可查考)，委派候补道黄展中为督办。黄初为石匠为巡抚李鹤年刻石碑，因碑文有两字不妥，留而未刻，巡抚问及，对以所见，极为称赏，令其舍业从政，不次提拔为候补道而膺斯任。今开封山货店街银行干校大门头上里壁有其勒石纪事题名(有谓开办人为黄璟字小宋者误)。豫泉官银钱局的开办，是河南省官办金融机关之始。局内组织为管理处制，管理处设督办和会办各一人，下设文书稽核两科，主管全局文书稽核事项。管理处下设经理处，又名豫局，内设文书、会计、营业、出纳四课，办理全局各项具体业务。后来代理省金库时并增设金库课。由清末至民国十二年先后继任督办的，有景仲生、杜卧山、尚伟仁、杨慕时等。景仲生是开封著名的景文州汴绸庄东家，富于财而慕虚荣，结交官府，得任斯职，后竟以交代问题而倾其家。尚伟仁是督军赵倜的军械处长，赵失败后随之逃走。杨慕时是冯玉祥督豫时的军需处长，后曾由冯任为甘肃民政厅长。任会办的有杜光俊(号秀升，开封人，回族，曾任开封商务会长)。任经理处经理的有徐锐武和段某。任副经理的有戴辑五、高瑾安。分支机构计有郑州分局、商邱、洛阳、安阳、新乡、许昌、信阳、潢川、南阳等办事处。另有铜元部设主任副主任各一人，专司铜元验收保管及兑换事宜(铜元局造成交来)。主任为杨南浦，副主任苗光甫。
豫局所营业务，计有存放汇款，代理省金库及发行纸币等。钱币先为铜元券、银票，后为银元票。铜元券分一百文、一千文两种，银票分一两、五两、十两三种。票版都有二龙戏珠花纹，盖有布政司印。银元票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种,花纹有岳飞像，盖有财政厅印。活动资金除藩库拨来一部分外，并利用金库及发行钞票以及闲散资金发展业务。会办杜光俊后来不知何故向督军赵倜花了数万元离职。可是在官银钱局改组前，杜还曾任清理处长，至于清理结果不明。
二、河南省银行时代
我省金融机构的管理大权，一直操纵在地方军阀手中，军阀的统治每有一变，金融机构也随之一变，小变则变换其主管人，大变则改弦易辙，连名称组织也要改变，从未能独立地按照自己的步骤正常发展。这个机构历届的主管人，无一不是当权军阀的私人，官银钱局之所以改为省银行，省银行之所以改为农工银行，最后又改为省银行，其原因都不外乎此。
官银钱局自尚伟仁随督军赵倜倒台去职以后，新局长杨慕时随冯玉祥而来，迨冯离豫，杨复随之而去。吴佩孚派张福来督豫,同时派其表侄篷莱人、陶积福及第三师军需朱友良前来。该局频繁易手，损失紊乱不堪收拾，陶即一面设立清理处进行清理，一面筹措资金延揽人才，另行筹备设立河南省银行，自任管理处总理，并援引天津人孙鹏(号云卿)为协理。管理处设文书、稽核两科，以孙鹏援引之李竹溪为稽核科长，李又荐顾子浜、徐筠仁为组长。朱友良任豫行经理，并吸收官银钱局一部分职员担任各项具体工作。
资金方面由吴佩孚以第三师名义，使朱友良交来钞票印刷费，现洋十五万元(此款系朱友良向其兄汉口宏大银号经理朱某借来，以后如何归还不得而知)即由朱持向上海德商纳罗钞票印刷公司印制一元、五元、十元三种省银行钞票。随后孙鹏与天津印刷商人(可能是当时的财政部印刷局)有所勾结，改由天津印制，共印制了一千余万元，先后运回银行，即依此项钞票发行的收入，作为银行业务活动资金。而河南省银行遂于民国十二年的夏天在开封正式宣告成立。
分支机构计有郑州分行，陕州、洛阳、商邱、安阳、新乡、焦作、道口、许昌、漯河、驻马店、信阳、潢川、南阳、淮阳等办事处。此外在总行还设有铜元部及公债处。学习机构有簿记训练班，李竹溪、顾子浜、徐筠仁等均娴于银行簿记，曾设立簿记训练班共同任教，训练在职员生。所管业务也是存放汇兑，代理金库及发行纸币等。
发行情形是这样的:上述天津、上海两处所印钞票运回后，省银行即派出一百零八人为各县兑换所主任，(当时全省为一百零八县)各携钞票一万元及招牌一面分赴全省各县。这些人到县后，有自称银行主任的，有自称银行经理的，大多花天酒地，尽情挥霍。事后调查除上蔡县兑换所主任死去无可追究，焦作、兰封兑换所无损失以外，余均损耗不赀。此后加强了兑换所工作，各县缴纳税款，发放薪金，概以纸币与现金兑换行使，遂能遍及全省，且远及外埠。
该行协理孙鹏，原任东北某银行行长，因亏空两千多万元，在张作霖的严令缉拿下逃匿上海，因他和陶积福总理友好，才任本行协理。此人平日服精用宏，阔绰异常，由津洽印钞票归来，曾以价值五十元的翠玉烟嘴赠送友人，并自云所用之翡翠旱烟袋可值五百元。并听说他在天津洽印钞票时，津商曾赠给汽车一部。迨豫钞行及津埠时，该商竟以私印的一部分豫钞擅自发行，所以省银行钞票的贬值原因，应自此始。民国十三年二次直奉战起，吴佩孚离豫北上时，曾命将省银行库存钞票约千万元集中郑州分行销毁，甫经运到，吴已北去，遂存郑行。是年冬，冯玉祥倒吴，胡景翼来任河南督，派其顾问殷汝骊到行任总理，将陶积福、孙鹏交财政厅看管，并启封存郑钞票运回发行。当时纸币已逐渐贬值。有一天胡的军需处长忽带大刀队协同开封市商会作保，以三十万纸币来行迫使换给全部银币，事后商会向商号派款弥补，详情不明。胡的军需处长杜荫亭兼任河南屠宰税局长、铜元局长、盐务收税局长等要职。在胡任督办时，曾向省银行借款六百万元。胡死岳维峻继任，杜又兼任省银行总理,复向省银行借款七百元，两共一千三百万元，此款既未归还,而民国十四年冬陕军败退时，又复劫去银行现金而逃。所以省银行纸币在陕军胡、岳相继督豫时期，已逐渐贬值，每况愈下，而这时仅作对折或对折以下行使。靳云鹗自豫东攻到开封，驱逐陕军，派信阳人方子祥任省银行总理。旋以吴佩孚又派寇英杰督豫，寇又派夏国桢为省银行总理。但夏以身任河南警察厅长迄未到任，行内一切概由协理罗相丞主持进行。民国十五年秋,豫钞贬值已成废纸，吴佩孚所任省长熊炳琦派河南河务局长陈善同为省银行清理处长。清理前后账款，将协理罗相丞送警察厅看管(罗是代夏负责，所以到厅后受到特别优待)，一面呈准省长将库存纸币悉数销毁，以杜发行，免滋流弊。这时吴佩孚曾令将新钞加盖新章发行，因销毁甚速，仅加盖少许未及发行。这时豫钞遂以全部亏欠人民而告终。
民国十六年夏，省银行在陈善同、戴峻鹏相继清理期间，已告停止。冯玉祥率部自陕入豫，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由代主席薛笃弼派财政厅长魏宗晋兼任省银行总理。积极想使省银行纸币复活，曾出布告凡钞票持有人可到银行登记。旋即发签限制兑现(一元纸币仍兑给现洋一元，在山货店银行门前发签，在山陕甘会馆兑现)。嗣以愈兑愈挤，人人对纸币有戒心，兑进的纸币仍难流通。这时才知省银行已经倒下来的信誉不可收拾，而省银行的债权债务绝难相抵，且纠纷尤多，遂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设新行。又以当时尊崇孙中山学说，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所以新行名称即定为“河南农工银行”。
三、河南省银行改为河南农工银行
河南农工银行成立于民国十七年春，它的基金是二百万元，筹集方法是官股与商股各半，商股是由财政厅向各县市殷商富户募集的并发有股票，每年可持股票领算红利。该行在开幕时，财政厅长兼总理魏宗晋在鞭炮鼓乐声中和散花披彩丛中，亲自将河南农工银行招牌悬挂门外。事先由财政厅向各县市募来股款现金约数十万元，组成塔式、门式，堆在大柜上，并于大厅中以当二百文铜元堆起二三尺高的方堆，而以银元置于外表，均用红纸封好，计十余堆，欢迎商股股东及广大群众来行参观。在这炫耀新银行的资金充实后，始发行河南农工银行钞票，而钞票遂为广大群众所信任。该行发行这次纸币，仍以制钱为单位，当时虽以银元为货币单位，但银币以下并无辅币，为结合当时本省情况，故发行钱钞以利流通。其发行总额不详，而发行种类计有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一千文四种钱钞，钞面印有总理章并签有“魏宗晋”三字。这种钱钞直到该行又改为河南省银行，发还商股后，才算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因当时西北银行发行银钞，故该行未再发行银元钞。
该行的组织形式亦为管理处制，当时总理是财政厅长魏宗晋，魏又聘请财政厅的科长全子介、陈云衢、张卓人为襄理，实际业务全由总行经理及副经理负责,经理是张天锡(号嘏青，巩县人)，副经理是杨某(滑县人，忘其名)。民十七年夏，魏任山东财政厅长,而该行总理并未易人,仍系魏兼任。副经理杨某去职，即由稽核科长李汉珍升任。总行设有文书、会计、营业、出纳、金库等课，另有铜元部，专司铜元保管兑换事宜。其分支机构计有郑州分行，陕州、洛阳、商邱、安阳、新乡、焦作、许昌、漯河、信阳、南阳、潢川等办事处。以后业务逐渐开展，外县也有多处设立办事处。抗战期间并设有重庆、西安两分行。省外专办汇兑的最初有上海、天津、汉口、徐州等处。业务有存款(分定期、活期)、有汇款(分电汇、信汇)、有放款(押放、信贷等)，此外还有发行纸币代理金库等项。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冯玉祥撤退陕省，韩复榘带队回豫仍任省主席。在冯西撤时，财政厅长傅正舜(华亭)请准以财政厅第二科长陈云衢代理财政厅长。韩回汴后，派其军需处长王向荣任财政厅长，调陈云衢任河南农工银行总理，以李汉珍为经理，银行内部无变动。一九三〇年春，万选才主豫，以张竹亭为该行总理，当时代主席李纯如(筱兰)将银行总理陈云衢、经理李汉珍扣押起来，改银行经理为行长，以蓝廷俊为行长，清理陈、李任内各项账款。李纯如亲打李汉珍的耳光并说:“我偏要打你这个洋状元。”后据蓝廷俊查账报告，银行在陈、李任内，账款尚无大错，即以不了了之。是年秋，刘峙主豫，李汉珍复任行长。
四、河南农工银行又改为河南省银行
刘峙主豫后，财政厅长万舞请准财政部于一九三一年将河南农工银行又改为河南省银行，并发还商股，完全改为官办，资金是五百万元。同时成立该行最高管理机构一一董事会及监察人会，董事长由财政厅长兼任(当然董事长)。行长是李汉珍，并呈准财政部发行一元、五元、十元银元券，并发行一角、二角、五角辅币券(数目不详)，当时信用尚好。副行长人选，先后由李文浩、宋洁澄、闵天培等继任，后由李汉珍请准刘峙以其同学李成鼎(凌阁)为副行长。至一九四〇年李汉珍当上河南省政府秘书长，他还兼任行长，一九四三年他当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才运动呈准以副行长李成鼎坐升行长，而他仍在背后把持操纵。直至一九四四年省府改组，王抚洲(公简)继任河南财政厅长时，因省银行大贪污案，李汉珍才逃匿无踪。
五、李汉珍把持省行和他的作风
李汉珍原名李达，河南信阳人，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纽约大学，得银行系硕士学位。回国后寅缘进入省银行任管理处稽核科科长，旋即升任总行副经理，未几又转任经理。管理处取消后,改总行制,他即升任总行行长。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四年前后达十七年之久。除万选才主豫时一度被捕短期入狱，刘峙主豫时一度辞职未准外，一直未离该行，可以说是河南省银行负责人时间最长的一个。李初入银行时，由于出身官僚地主家庭，而又留学美国多年，所以他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封建统治思想以及臭官僚架子，谄上欺下的作风，都是极为浓厚的。反映到银行工作上就是:他一入银行即谋取银行领导地位，想把银行置于他的肘腋之下，作为他发展私人势力的基础。因此他极力培植私人，训练干部，准备力量，开展前途。但因回国之初，对当时军政当局与地方银行的关系还没摸清，因而遭到万选才、李纯如的打骂和逮捕。从那以后，他即改变作风，对于军政长官及其亲信人员，莫不曲意逢迎，尽力结纳。对于掌握全省财权的历任财政厅长和省府秘书长等有权人物，或以利诱，或以势压,或采取其他卑鄙手段来巩固他的地位，真是得心应手，无往不利。例如:一九三一年该行改为董事长制后，财政厅长万舞是当然的董事长，他就曲意逢迎，当时万的小汽车较旧，李就由沪购新式流线型小汽车一部，不吭声地和万的汽车换了一下，免得人说是送的。所以万对他特别好。
当时刘峙曾派亲信李文浩兼副行长(刘的军需处长)，为时不久，即又派宋洁澄为副行长，后又以闵天培为副行长，先后各任副行长均系刘峙监视李汉珍的，可是李就勾结省府秘书长张廷休以为奥援,密伺刘峙意旨,相机行事，勾心斗角，互争财权。副行长闵天培自恃为刘峙业师,颇倨傲,占居总行上房，终日铜鼎焚香，水盘雪藕。除偶然召集主任以上职员座谈外，终日无所事事。在闵到行以前,李汉珍曾得行员密报(行员张鸣谦与李文浩之侄同住一室听李说刘峙将派一副行长来捣一下)刘峙部下将对他有所不利。李汉珍听后即准备一决雌雄。一日闵下班回寓，他原住在总行上房，夜间突然失火，幸发觉尚早群起扑灭。事后李汉珍对行员讲话说:“因行中失火受惊，致患心跳病”，遂请假赴津就医，闵亦由是去职。这很显然行中火惊，是李汉珍逼闵天培下台的一个诡计。
李汉珍到津后即专函刘峙辞职，但他对这场斗争并未丝毫放松，赴津前曾与行中亲信约定电报密码，嘱将发展情形向他密报。在李请假留津期间，有一天忽有人骑自行车在开封鼓楼街连声大呼:“省银行倒闭啦!”引起存款户纷纷奔往银行提款，演出挤兑风潮。当时代李负责的是其亲信襄理邓述之,邓即召集商会开紧急会议，说明省银行是本省唯一的金融机构，代理省金库，关系着本省一切公私事业的发展，要求全省商界共同尽力维持。开封各商号遂于次日各以大红纸帖写“欢迎省银行纸币,不限量的购买各种商品”等字样贴于门外，一面由财政厅拨一部分现金，并以大铜元伪充银元，以小车编队送至银行，源源运去，这场风波始得平息。据说这也是李汉珍胁制刘峙，抬高自己，以退为进的一个阴谋。
李汉珍于风波平息后，由津回来，再请辞职，得到刘峙慰留，才到行视事。这时他便乘机呈准刘峙以李凌阁为副行长。后来李凌阁当上行长就是他的替身。一九三四年伪中央派尹任先为河南财政厅长。尹是十足的基督教徒。这时李汉珍认为尹与伪财政部有直接关系,便施展花招,每于星期日率同亲信人员到尹宅陪作礼拜，而且每餐必闭目合掌祷告上帝，状甚虔诚，后也居然受洗。当时还听到尹对别人说:“汉珍真正得救了。”及至尹调湖南后，行员信徒张鸣谦仍对李大谈耶稣圣灵，他即大笑不答。尹任先与何浩若对调，何贪女色，李汉珍即为何招引女人，设小公馆，陪同玩乐，又深得何的信任。
一九三九年曹仲植任河南财政厅长，这时省主席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谦任(在洛阳)，曹年壮高傲，对省银行业务及人事方面想抓，而李在这方面总以冷淡对之，积之日久，两人意见颇深，甚至曹对李不愿与之见面。这时曹仲植为拆李的台，呈准省府令各县集资成立县银行,由各县呈保行长人选由省府加委，省成立县银行管理处，处长由曹兼任，副处长是蔡芷生。这也是曹对李的一种抑制办法。李汉珍认为对曹的各种伎俩无法施展，转而便向卫立煌左右大肆拉拢，结果居当上卫立煌的省府秘书长，仍谦领行长。这时李汉珍可谓本省盛极一时的红人了。后省府改组，李培基继任主席，彭若刚任财政厅长，曹即事先离洛赴渝另谋新职了。
李培基主豫时，秘书长是马国琳，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灾，死亡人数以百万计。蒋政权迫于舆论，拨给救灾贷款法币一亿二千万元。当时省府将款交由马国琳与李汉珍运用办理平粜，到一九四三年麦已快熟，灾情即将解除之际，始从外省买来一批发霉的小麦，强以高价配售各县，当时盛传马、李利用此款，投机倒把，牟取暴利。
省银行有代理省金库的特权，全省每年丁地粮银及食盐等税款的收入常在千万元上下，各县征收机关将款解交省银行验收，报解文件径送财政厅，两下不时核对，此项税款虽不时支付行政及其他官办事业开支,但边收边付经常有半数以上的活动金存库。发行纸币总额虽不可考，但就其行使领域及其深度看，当不下千万元之数，除存储一部分固定金外,可资活动的也不下五百万元。营业纯益的公积金，据可知的，在李汉珍、李凌阁负责期间，一直是有盈余的，不过在抗战前盈余较多，抗战后盈余较少。所得纯益总额百分之三十充作职员奖金，其余除以一定数目备抵呆账外，余均为公积金。听说李汉珍等后来即将此款陆续购储黄金，抗战期间运往重庆分行，由他指使李凌阁、王士元(总行襄理，李之心腹)等勾结盗卖，造成盗卖黄金的大贪污案。一九四四年王抚洲任河南财政厅长，不甘受其摆布，即以这件大贪污案利用军统力量，把傀儡行长李凌阁，襄理王士元，重庆分行经理胡善樵及会计出纳等五人逮捕下狱。这时李汉珍已逃逸无踪，葬身异乡。
李汉珍在任行长期间，先后办过一至五期银行训练班，训练出的学员有五百余人，还吸收河南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多人，来充当他把持省银行的喽罗。至于在抗战前勾结奸商牛敬亭，搞垮私人设立有比较信用的信昌银号、同和裕银号以及乾元恒，义利永等银号，也是他独霸河南银钱业的一种毒辣手段。抗战期间，他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凡是地方上的强豪恶霸，如别廷芳、刘顾三、王金声等和社会上的流氓头子马乘风、燕化棠、周炎光等，他都深相结纳，增厚实力。对于军政界显要，他更能先意承旨，奉命唯谨。虽然省主席不时更换,刘峙、商震、程潜、卫立煌、李培基相继主豫，而李汉珍却总是一个不倒翁。省府迁鲁山后(一九四二年)，他又由省参议员，利用银行作招待所，大肆拉拢，竞选上了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遂一跃而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全国性人物。李复耽于女色，常在各处设小公馆。他为发展势力，结纳权贵，拉拢豪强，更挥霍无度。入不敷出，势必乞灵于投机倒把，贪污行款与赊款，最后在大贪污案中，身败名裂，那就是他的必然下场。
六、抗战胜利后与解放前夕的河南省银行
一九四四年伪主席刘茂恩派史隆甫为行长。抗战胜利，迁回开封后，又改派王傅曾为行长。该行业务除不再发行纸币外(伪中央钞在抗战前改法币后，地方银行均不准发行钞票)，其业务与性质和以前相同。一九四八年，王傅曾去职，改派杨章武为行长。一九四八年张轸继任伪省主席，仍以杨章武为行长。省府迁信阳，该行迁汉口。在全国即将解放前夕，在社会动乱，市面萧条，无事可作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南京伪中央汇给河南流亡政府的行政费来作些汇拨调运的活动。汉口解放前的两个月,主席张轸准杨章武辞职，以当时在武汉大学当教授的韩家学接替行长。一九四九年五月汉口解放前，该行在汉口成立保管处，以科长张希曾(亦鲁)为主任，在汉口解放前夕，反动军队撤退，地方治安，即由武汉工人成立警卫队一面维持市内秩序，一面保护各厂矿物资。当时该行存有盒子枪十七支，事先由张仲鲁通过中共在汉负责地下工运工作的张春阳，将这十七支盒子枪由该行保管处主任张亦鲁、副主任刘述先(希彭)交由工人警卫队接收使用。同时听候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对该行的接收和安排。
注:这份材料是根据何精益在省银行工作多年回忆写的初稿加以补充，可是其中许多材料都是田少农、王震东、张卓人、李少丞、朱久明诸先生提供的。田是开封银钱业巨擘，曾任信昌银号协理。现年七十余岁。王是当年官银钱局筹备人之一，现年八十九岁。张卓人是财政厅老科长，曾任该行襄理，现年八十四岁。李少丞、朱久明都是省银行老职员。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日)
夲文章AI复制于“河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有王竹亭编写，文字少有夏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