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马克斯认为，美国政治家常常忽视经济现实，承诺看似有利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往往与经济规律相悖，最终难以实现。经济规律不可否认，强制改变这些规律会带来负面影响。本文来自：华尔街见闻，编辑：张雅琦，原文标题：《霍华德·马克斯最新备忘录：经济学中没有“免费午餐”》，头图来自：视觉中国（图为2024上海陆家嘴论坛举行，霍华德·马克斯发表演讲）
9月19日，橡树资本联席创始人霍华德·马克斯发布了题为《我们应该废除经济学法则吗？》的最新备忘录。他主要讨论了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问题，特别是围绕价格控制和经济规律的有效性。
围绕美国大选两位候选人一些言论，马克斯表达了他对于一些干扰经济现实的做法不认同。他提到，政治家常常忽视经济现实，承诺看似有利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往往与经济规律相悖，最终难以实现。
尤其开篇谈到哈里斯对于“哄抬物价”的管控主张，他用了很大的篇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正本清源“到底物价为什么上涨”。
“我确信这属于过于简单的经济解决方案，只不过是为了吸引选民而已，但基于错误的经济逻辑，很可能会失败。”
马克斯强调，自由市场通过供需关系引导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而政府干预如价格控制通常适得其反，阻碍了市场的正常运作。他认为，经济规律不可否认，强制改变这些规律会带来负面影响。
而对于特朗普承诺要对所有进口商品一律征收10%关税，霍华德·马克斯认为：
“新的广泛关税很可能等同于美国消费者面临的价格上涨……关税将阻碍全球化，而全球化的好处在于让每个国家都能为世界做它们最擅长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斯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持肯定态度，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个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
全文亮点总结如下：
试图降低必需品的成本没有错。然而，最有效的方法是鼓励增加供给。另一种方式是不通过向经济注入过多的流动性来过度刺激需求。而强制价格下调往往是最无效的方式。
美国的行为就像它有一张没有余额限制、不需要还清的信用卡。它这样做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它一直能够侥幸逃脱惩罚，而我们的执政官员缺乏减少支出的意愿。
赤字鼓励了大多数人享受的经济增长，支出超过政府收入允许官员赠送“免费的东西”，从而获得选票。但长期这样做就需要无视经济规律，在看似永远不需要偿还的情况下欠债。这种情况会无休止地持续下去吗？我们拭目以待，但我认为不会。
从根本上说，政府补贴和经济监管相当于鼓励人们自己不会采取的行动。换句话说，这些行动不会在自由市场中发生。
自由市场提供的激励措施将资本和其他资源引导到最有生产力的地方。它们促使生产者生产人们最想要的商品，促使工人从事他们从产出价值上看最有生产力的工作。它们鼓励勤奋工作和冒险。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个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这是务实主义战胜意识形态的表现。这是一个适应经济现实，而不是试图超越它的明显例子。
以下为备忘录原文：
我们应该废除经济学法则吗？
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收集剪报，准备写一份关于上述主题的备忘录，但风险、债务和不确定性等我最喜爱的主题却一再被搁置，导致我原本计划的备忘录被推迟到美国大选季全面展开，这让它变得引人注目。
和我一样，你无疑已经注意到，从前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哈里斯到下级候选人，政客们又开始做出忽视经济现实的承诺。特朗普呼吁征收关税，哈里斯抨击食品杂货牟取暴利，只是两个例子，这些提议将导致候选人忽视成本（特朗普的情况）或未能反映对问题的深刻理解（哈里斯的情况）。当然，我的目的不是支持或否定任何一位候选人，而是要说明经济学中没有“免费午餐”，尽管候选人声称事实并非如此。
背景
2016年，总统大选异常激烈，我发表了两份备忘录，但并未着眼于整个世界，这两份备忘录分别名为《经济现实》和《政治现实》。第一份备忘录解释说，经济学主要是研究我们如何做出选择——人们如何在可用选项中分配有限的资源。第二份备忘录指出，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竞选承诺的领域——没有有限性这回事。正如我在《政治现实》中写道的：
我一直对矛盾修辞法（内部矛盾的短语）很感兴趣，例如“大虾”和“常识”。我将“政治现实”添加到列表中。政治世界有它自己的、改变的现实，而经济现实似乎往往不会影响它。不需要做出任何选择：候选人可以承诺一切。而且没有任何后果。如果某件事可能在现实世界中产生负面影响，政客们似乎可以随意忽略它们。
继这两份备忘录之后，我在2019年又发布了一份备忘录，题为《政治现实与经济现实的交锋》。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是，政客们可以对经济做出任何承诺，但如果他们的承诺与经济现实相悖，他们就无法兑现承诺，因为归根结底，经济规律是不容置疑的。
自由经济是由数百万生产者和消费者、雇主和雇员、储蓄者和投资者做出的自利决定所驱动的。政府可以通过旨在鼓励甚至强制行为的法律，但一般来说，它们不能强制经济结果。有太多的变数和二阶后果，政府通常无法同时实现繁荣和政策制定者可能寻求的特定经济结果。
自由市场提供的激励措施有效地将资本和其他资源引导到最有生产力的地方。它们促使生产者生产人们最想要的商品，促使工人从事他们从产出价值上看最有生产力的工作。它们鼓励努力工作和冒险。结果是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提高，但肯定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同等程度的利益。
由于激励措施与人们不同能力的相互作用，有些人比其他人做得好得多。有些人也因为好运和/或继承的优势而繁荣，而不是天生的能力。自由市场体系并不一定在所有情况下都能产生“公平”的结果，但旨在实现这一目标的经济体系通常不会提供鼓励集体利益的经济生产力所需的激励措施。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
8月15日，媒体报道称，哈里斯副总统将于次日宣布她的经济政策。她承诺禁止食品杂货行业的哄抬物价，这一承诺吸引了大部分关注。“食品杂货价格……自2019年以来上涨了26%，”左翼智库罗斯福研究所特别计划主任伊丽莎白·潘科蒂(ElizabethPancotti)表示(《华盛顿邮报》，8月15日)，许多选民表示，通货膨胀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
出于这些原因，哈里斯将食品杂货价格作为目标完全可以预料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8月15日也是美国通胀率自2021年3月以来首次跌破3%的一天。）但我确信，这属于旨在吸引选民但基础不牢固且很可能会失败的简单经济解决方案。
什么是哄抬价格？
哄抬价格通常被定义为卖家利用市场力量或暂时的供需失衡，将价格提高到原本不会达到的水平。2021年和2022年食品价格确实大幅上涨，导致人们对食品零售商产生怀疑。但除了卖家恶意哄抬价格之外，价格上涨还有其他原因吗？以下是几种可能性：
2020年3月疫情爆发时，大多数人都待在家里自己做饭，这大大增加了对食品的需求，并耗尽了库存。
生产系统被打乱，投入品供应不足或相对于需求而言投入到了错误的地方。这导致了备受讨论的“供应链问题”。商品太少——再加上追逐商品的资金太多——构成了通货膨胀的典型原因。
联邦政府向纳税人提供了大量的救济金。获得救济金的人比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要多得多。这些人占了上风，为未来的支出赚取了数万亿美元。
当2021年年中出现Delta变种Covid时，人们再次待在家里，减少与他人接触，在商品上的支出比他们原本可能花得更多，而在服务上的支出却更少。因此，对商品的需求强劲，超过了有限的供应，导致价格上涨。
超市行业的利润率很低——约占销售额的1%到2%——而且在2021～2022年，这种情况只发生了一点变化。那么，是否存在哄抬价格的行为？如果哄抬价格是价格上涨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它发生在那些年，而不是更早的时候？同样，今天的高价格是否可以用哄抬价格以外的其他原因来解释？《纽约时报》很少为资本主义辩护，但它在8月15日发表了以下文章：
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人员去年报告称，美国经济的快速就业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工资增长是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食品价格上涨的因素有很多，其中许多与宏观经济有关。但归根结底，条件允许食品销售商提高价格，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
涨价是错的吗？
以上是关键问题。哄抬价格的定义总是包括“不公平”、“过分”和“过高”等词语。这些是主观术语，可以进行判断和辩论。对于这些词语，行为的得当性通常由旁观者来判断。卖方非常合理的涨价是客户的哄抬价格。
定义哄抬价格的难度让我想起了那些说“我们不是要向富人征税；我们只是想让他们支付他们应得的税款”的人。我并不是说富人不应该支付他们“应得的税款”，但公平份额的标准是什么，谁来设定它？同样，谁来决定价格是否公平，以及如何决定？
当超市提高面包等必需品的价格时，这是哄抬价格吗？答案是，这很复杂，这就是公平监管价格的困难所在。
如果农民为化肥和劳动力支付了更多费用，然后又向面包师收取了更多的小麦费用，那么面包师能否以更高的面包价格公平地将这一成本转嫁给超市？
如果面包师提高向超市收取的面包价格，那么超市将涨价转嫁给消费者是否错误？
如果超市员工要求提高工资，那么超市能否通过提高商品价格来抵消涨价？
如果因为热门电视节目推广了三明治，导致需求增加，那么供应链中的人利用这一机会提高面包价格是否错误？
在自由市场中，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商品和服务提供者因供应减少或需求增加而提高价格是否错误？举几个例子应该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Uber在高峰时段采用“激增定价”，因为高峰时段有更多的人需要打车。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做法吗？如果政府规定Uber不得这样做，那么打车服务的价格将低于一些人愿意支付的价格，司机将无法获得他们本可以收取的全部费用。而司机收到的费用可能不足以弥补他们在交通堵塞中花费的时间，这意味着将有更少的司机来处理高峰需求，需要打车的人将得不到服务。这样更好吗？
如果1000张泰勒·斯威夫特演唱会门票以100美元的价格出售，有3000人排队购买，这传达了什么信息？很简单：它们太便宜了！演唱会主办方提高价格直到排队人数只有1000人，这是否不公平？很少有人会这样认为。但如果价格保持在100美元，前1000人全部购买，那么需求将无法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购买门票的人将能够以超过100美元的价格转售门票。利润将归于以过低价格购买门票的转售者。这公平吗？如果票价提高，而增加的部分归于Taylor，反映出她的粉丝对她的劳动所赋予的全部价值，这不是更公平吗？
2021年，当人们想离开他们的城市公寓，而房屋和建筑材料短缺时，房价飙升。如果你在2019年拥有一套价值40万美元的房子，并在疫情后的环境中要价50万美元，你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吗？政府应该起诉那些要价更高的人吗？
最后，当经济在2021年复苏，每个失业工人都有多个职位空缺，从而可以获得更高的工资时，工人们可以告诉老板，“我以后可以得到更高的工资。如果你不给我加薪，我就走人。”在员工拥有谈判优势的时候，政府是否应该限制工资增长？2023年秋季，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利用紧张的劳动条件带来的谈判能力，从福特那里获得了“第一年11%的工资增长，4.5年合同期间工资总增长25%，5000美元的批准奖金和生活成本调整”。(维基百科)这是一笔巨额的补偿。这是否代表了欺诈？
这些例子都表明一方利用供需条件来提高其产品的价格。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行为并非不合法。它们只是市场运作方式的例子。
另一种选择是让政府决定在每种情况下谁应该获胜。应该是Uber司机还是乘客；音乐会观众还是表演者；房主还是购房者；工人还是雇主？许多人下意识地倾向于同情乘客、音乐会观众、购房者和工人，因为他们很容易不太关心获利的人：司机、流行歌星、房主和雇主。但如果政府偏袒一方或另一方，就会扭曲自由市场的运作，使其无法代表整个社会有效运作。稍后会详细介绍。
有些卖家行为显然是错误的。这些行为包括串通、操纵价格和旨在将竞争对手赶出市场的掠夺性定价。但禁止这些行为的法律已经存在。旨在禁止和惩罚价格上涨的附加法律，如果某些人认为这些价格上涨是不公平、过度或过高的（而不是由于不当行为造成的），那么这些法律肯定会难以执行，而且适得其反。
禁止哄抬价格的法律会起作用吗？
正如历史上充满了失败的计划经济一样，它也表明了试图管制价格的无效性。1974年，当欧佩克石油禁运引发通货膨胀，使数百万人的生活变得困难时，美国政府通过分发“WIN”按钮来反击，代表立即遏制通货膨胀。
我仍然有我的按钮，但无论是它还是随后应该采取的自愿消费者行动，都不足以阻止通货膨胀在1980年达到13.5%。据维基百科称，这些按钮遭到了嘲笑，一些怀疑论者将它们倒戴。“‘NIM’的意思是‘没有立即出现的奇迹’、‘不停的通货膨胀旋转木马’或‘需要立即得到钱’。”
委内瑞拉最近出现了价格管制的情况。我在《经济现实》中谈到了这一点：
价格管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已经扩大到适用于越来越多的商品：食品和重要药品，当然还有汽车电池、基本医疗服务、除臭剂、尿布，当然还有卫生纸。表面上的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让穷人买得起商品，但任何对经济学有基本了解的人都可以预见到其后果：当价格低于生产成本时，卖家就无法维持货架库存。官方价格很低，但这只是海市蜃楼：产品已经消失了。（《大西洋月刊》，2016年5月12日，重点补充）
这令人震惊：你可以为商品定价，但你不能强迫人们生产它们。这听起来很像经济现实。
这是一个例子，说明官员可能认为他们可以一挥手控制经济发展，但他们会被使努力复杂化的二阶后果所挫败。
试图降低必需品的成本并没有错。然而，做到这一点的最佳方法是鼓励增加供应。另一种方法是不要通过向经济注入过多的流动性来过度刺激需求。强制降低价格通常是最无效的降低价格的方法。
现在是我引用经济学家的格言的好时机：“解决高价的最佳方法就是高价。”这不是玩笑；远非如此。一般来说，高价格意味着需求相对于供应强劲。最终，这些高价格将鼓励生产者增加生产，消费者减少消费，而这对价格的双向抑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经常在石油市场看到这种情况，这只是一个例子。
为监管食品价格而设立的政府官僚机构不太可能成功，而且几乎肯定会产生不利影响。那么，难道价格管制就没有任何好处吗？我能想到一个：新官僚机构将创造数千个新的（尽管是非生产性的）工作岗位。正如相对自由的经济学家杰森·弗曼(JasonFurman)在谈到哈里斯的反哄抬物价努力时所说：“这不是明智的政策，我认为最大的希望是它最终只是空谈，而不是现实。”
另一个例子：租金管制
几个月前，首次提出这份备忘录的问题是租金管制，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1956年，我十岁时住在一套每月租金为92美元的公寓里。
联邦政府在二战期间实施了租金管制，这样，由于新建的公寓楼很少，养家糊口的人都在打仗，而不是挣正常工资，家庭就不会因为价格太高而无法租出公寓。纽约市公寓的租金被冻结在1943年的水平。在战时的特殊情况下，这可能是一个好主意，但该计划后来并没有被废除，它仍然管理着一些80多年前建造的公寓。租金管制仍然对纽约市公寓的供求造成严重影响。
一般来说，纽约市的租金管制限制公寓租金上涨，只要这些公寓的住户是1971年的租户或与他们同住的亲属。制定该法律是为了保护当时的居住者，但公寓以受控租金转让给1971年不一定住在里面的人。满足上述标准的人越来越少，因此这种租金管制形式正在逐渐消失。
新的法规在“租金稳定”的标题下继续生效。其中一个例子是强制性包容性住房，有人向我解释如下：如果你想建造一栋公寓楼并需要一些分区救济——几乎所有项目都需要——你必须同意以下几点：
一定比例的公寓将是“可负担的”。
可负担公寓的租户收入必须远低于该地区的平均水平。
最高允许租金将根据租户收入的百分比设定。
租约续签时的租金涨幅将受到管制，通常每年为百分之几。
大多数人都同意鼓励建造新的经济适用房是值得称赞的，但这种做法也会导致公寓建设成本增加。如果每年建造更多的新公寓，可能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
底线是，纽约市大多数公寓的租金仍然受到这样或那样的控制，不太可能完全放开管制。因此，建造新公寓的动力有限，例如，在2002年至2017年期间，纽约市出租公寓数量的年增长率仅为0.3%。
受管制公寓的改进也受到管制。在任何15年期间，改进支出都限制在非常小的数额，并且只能通过增加相当于改进成本一小部分的月租金来收回投资。因此，进行改进通常是不经济的：
许多房东没有填满空置的租金稳定单位，因为运营和装修成本可能超过法定最高租金。截至2022年，纽约市约有20,000套空置的租金稳定公寓。（维基百科）
如果(a)公寓需求旺盛，但(b)让公寓空置比出租更有利可图，那么这个系统可能存在问题吗？公寓与面包或卫生纸没什么不同。官员可以限制人们必须支付的价格，这很受消费者欢迎，但除了在最独裁的司法管辖区外，他们不能强迫供应商以管制价格生产商品出售。
今年，我一直在关注有关纽约公寓情况的文章，我注意到以下因素通常被列为阻碍公寓建设的因素：（a）缺乏税收激励和补贴，（b）郊区对建造经济适用公寓楼的抵制，以及（c）高利率（尽管最后一个因素不能用来解释2010年代公寓建设水平低下的原因）。最让我震惊的是，文章中没有提到租金管制的影响。
《纽约时报》2月9日的一篇文章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文章报道称，纽约市“空置且可用”的出租公寓比例已降至1.4%，为196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文章接着说：“住房专家认为健康的空置率在5%到8%左右。”那么，为什么空置的公寓这么少呢？归根结底是供求关系：
就像泰勒·斯威夫特演唱会门票的例子一样，它们实在是太便宜了。这意味着需求强劲，公寓不会空置。
此外，由于租金过低，潜在的建筑商无法获得可观的回报，这意味着供应量几乎没有增加。（我还想象，如果公寓建筑商能够获得可接受的投资回报，他们就不得不担心新法规会征用这些投资）
正如前面提到的关于价格的一般情况，如果公寓需求旺盛，供应受限，那么租金应该会上涨，从而鼓励房东增加供应。但市场力量在纽约市不能自由运作；经济规律已被监管削弱。2月9日的文章包括以下声明（这来自《纽约时报》，通常也不是资本家的朋友）：
答案是，开发商通常无法通过建造公寓获得与其他形式投资的回报相媲美的回报……
住房专家估计，该市需要建造的房屋数量为数十万。
然而，到目前为止，该市和州尚未采取能够加速足够多的住房开发以解决危机的举措……
[州长凯西]霍楚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项调查“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只能通过建设摆脱这场危机。”
但有趣的是，那些被描述为有潜力“走出这场危机”的“举措”总是强调政府提供的补贴和激励措施，而从不允许自由市场来设定租金。
支持这种安排的人会认为，它保持了可负担性和多样性。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如果租金由自由市场力量决定，有些人就负担不起在纽约市的生活费用，如果他们足够幸运地获得一套有管制租金的公寓，他们就能住在那里。
但其他想住在纽约市并能负担得起更高租金的人却无法这样做，因为没有适合他们的公寓。最后，拥有某种不受管制的公寓的房东可以收取比不鼓励增加公寓供应时更高的租金。这是好是坏，这是一个个人哲学问题。但显然，经济规律和自由市场的行为在纽约市不起作用。政府中有人在做决定。
我将以杰森·弗曼(JasonFurman)对食品价格的评论来结束本次讨论：
弗曼先生说：……如果价格没有因强劲需求而上涨，新公司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意愿进入市场来增加供应。（《纽约时报》，8月15日）
顺便说一句，作为8月16日经济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哈里斯表示，她将禁止拥有50套以上公寓的房东在两年内将租金提高5%以上。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但它肯定不会鼓励增加对公寓的投资。
监管杂项
政府试图忽视或推翻经济规律的例子不胜枚举，以至于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都令人望而生畏，但我必须在这里讨论其中几个，以及它们的缺点：
哈里斯经济计划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向首次购房者提供25000美元以帮助支付首付。当然，现在年轻人很难拿出成为房主所需的现金。这里的问题是，给一百万潜在买家每人25000美元，或总共250亿美元，几乎肯定会导致房价立即上涨，从而消除该计划带来的大部分预期收益。
很简单：可以通过通过一项法律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该法律禁止现有卖家因该计划的实施而提高房价。但未来上市的房屋怎么办？很简单：颁布另一项法律，规定您不能要求比没有该计划时更高的价格。尝试执行这一政策。
唐纳德·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关税，以对抗他认为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现在，他承诺对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全面关税。这些关税可能会抑制进口，刺激国内生产，并减少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但它们很可能由进口商品的消费者支付，因为如果制造商和出口商能够转嫁关税，他们不太可能吸收关税。
多年来，低成本进口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使美国人享受了有吸引力的生活水平。广泛的新关税可能相当于美国消费者的价格上涨。而这些关税——以及其他国家报复性的关税——将阻碍全球化，而全球化有利于全球经济，因为它让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能为世界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
特朗普的政策建议还包括延长即将到期的2017年减税政策和一系列新政策。每个人都能从中受益，包括为企业和个人减税，包括取消对小费、社会保障福利和加班费的征税。宾大沃顿商学院预算模型估计，到2026年，该计划将为底层普通人减税320美元收入五分之一的人的最低工资为47220美元，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一的人的最低工资为47220美元。
即使不考虑最新的提议，比如免除加班费，这些行动预计也会在未来十年内使国家赤字增加5.8万亿美元，如果考虑到它们对整体经济的潜在刺激作用（所谓的“涓滴效应”），则将增加4.1万亿美元。除了这种可能性之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削减会得到支付。
加州是所谓“进步”经济理念的培养皿。2022年，州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成立了一个由行业代表和餐馆工人组成的委员会，以制定快餐行业的工资。面对行业资助的废除该法律的公投威胁，立法者对其进行了修改，规定60多家餐厅的快餐连锁店的最低时薪为20美元。
新法律于4月才生效，因此现在评估其影响还为时过早。然而，媒体报道充斥着餐馆倒闭、员工被解雇或工作时间减少、雇主投资于节省劳动力的技术以及消费者大幅涨价的报道。尽管“夫妻店”餐馆无需支付新的最低工资，但可以预见的是，许多餐馆被迫达到规定的工资水平以留住员工，这意味着立法者为小餐馆提供的保护可能只是幻觉。这就是经济规律的作用。
同样，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医疗保健行业工人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25美元。但最近，据《华尔街日报》5月27日报道，官员们意识到“由于医疗补助成本增加和国有机构工人的补偿增加，该州每年将多花费40亿美元”，因此他们推迟了这些工人享受该法律的好处。令人震惊的是，你不能把钱给某人而不从别人那里得到这笔钱，加州纳税人可能不喜欢州政府将更多的钱用于医护人员，尤其是在目前的预算赤字的情况下。
如果说两党都同意一件事，那就是“不要插手社会保障！”现在和未来的退休人员都希望每月领取工资，他们希望规则保持不变。两党领导人都同意这一点。只是它行不通。社会保障是一种类似于保险的缴费计划，它通过信托基金运作。工人通过税收缴纳，退休人员得到支票。但领取福利的退休人员数量相对于缴纳福利的在职工人数量一直在增长，如果不做任何改变，该基金肯定会通过不可避免的数学过程破产。
有很多手段可以恢复社会保障的健康，但没有人愿意这么做，因为这样做会惹恼某些人（即惹恼一些选民）。这些选择包括：
提高社会保障税率；
提高纳税收入上限；
减少福利；
限制生活成本调整；
提高退休年龄；
限制退休人员领取福利的年限；
以及对潜在领取者进行经济状况调查。
这些都不可接受。每个人都只希望按照承诺领取福利金。
不需要经济学学位就能知道当人们的支出超过收入时会发生什么。（只有在政治现实中，人们才会期待不同的结果。）然而，我们没有听到政治家或民选官员说要做出必要的改变，以防止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破产。
当然，政府可以将社会保障从一个自筹资金的计划转变为一个政府资助的福利，乍一看，这种变化似乎主要是语义上的。但耗尽信托基金并支付国库福利将进一步增加本已麻烦的赤字、国家债务和年度债务服务，这将反过来进一步增加赤字和债务。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我在世界各地被问到的话题：美国政府的赤字和债务。我回答说，它们令人尴尬。橡树资本有幸为几个拥有主权财富基金而非国家债务的国家管理资金。有些国家把意外之财放进保险箱，比如挪威的石油收入或澳大利亚电话公司私有化所得。
而许多其他国家量入为出只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他们没有不导致货币贬值的奢侈，无法印制无限量的钱。但美国经常出现赤字，支出超过收入。我们上一次盈余是在2000年，克林顿政府任期结束时。
今天，仅我们国家债务的年利息就首次超过了国防部的预算。然而，两党都不愿意解决赤字问题或主张平衡预算。我们的国会很少提交预算，更不用说平衡预算了。这是我们在自己的组织中不会容忍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美国的行为就像它有一张没有余额限制、不需要还清的信用卡。它这样做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它一直能够侥幸逃脱惩罚，而我们的执政官员缺乏减少支出的意愿。如今，我们很少听到关于现代货币理论的消息，该理论在2020年流行起来，认为“对于控制货币的国家来说，赤字和债务并不重要”。尽管如此，我们的政府仍然认为这一理论是正确的。
20世纪30年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认为，当经济增长太慢而无法创造所需的就业机会时，政府应该增加支出以刺激需求，即使这意味着出现赤字并通过借贷来弥补。然后，当繁荣恢复并且就业机会出现时，政府应该减少支出，实现盈余并用它来偿还债务。除了最后一点之外，一切都很好：关于盈余和债务偿还的部分已被遗忘。
事实是，赤字鼓励了大多数人享受的经济增长，支出超过政府收入允许官员赠送“免费的东西”，从而获得选票。但长期这样做就需要无视经济规律，在看似永远不需要偿还的情况下欠债。这种情况会无休止地持续下去吗？我们拭目以待，但我认为不会。
共同点是什么？
上述行动和拟议行动，如第三页底部开始的问题，都具有某些共同点。
这些目标通常表面上看起来值得称赞：更便宜的商品和服务，以及更平等的结果。但是，考虑到经济学的运作方式，它们通常会产生无法控制和无益的二阶后果。
从本质上讲，它们都是“谁得到什么？”的问题。金钱不可能凭空而来；只有关于谁付钱和谁得到回报的选择。这是一场零和游戏。
这些目标往往是民粹主义的，立法者和监管者选择赢家和输家。他们通常把自己的行为包装成保护受压迫的小人物免受贪婪的大人物的侵害。大多数反自由市场法规都包含规模标准，这意味着它们只适用于超市，而不适用于街角杂货店；拥有多套公寓的房东；一定规模的医疗机构；以及连锁餐厅，而不适用于独立餐厅。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注意拜登总统在8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所说的话：“我很自豪能成为第一位走上罢工路线并被称为历史上最支持工会的总统。”员工本身比雇主更值得保护吗？没有雇主，人们从哪里找到工作？不管怎样，他们确实是政客们方便攻击的目标。
围绕这些问题的言论往往令人震惊地带有阶级歧视和分裂性。这是我上个月收到的一位候选人的典型信件的一部分：“即使通货膨胀率降低，食品价格似乎仍然高得离谱。这是企业贪婪伤害……消费者的另一个迹象。首席执行官不应该用在这样的环境下，“利润”是一个肮脏的词，“贪婪的公司”很容易受到怀疑和监管。
最后，民选官员习惯于免除自己的影响。因此，有趣的是，加州的快餐最低工资不适用于政府机构的餐馆。哪个官员愿意遭受员工被迫为午餐支付更多费用的愤怒？
经济规律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它们适用于所有人。另一方面，否定这些法律的企图通常旨在对某些政党产生不同于其他政党的影响。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掌权者就会挑选可能的赢家和输家。在“自由社会”中，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从根本上说，政府补贴和经济监管相当于鼓励人们自己不会采取的行动。换句话说，这些行动不会在自由市场中发生。应该批判性地审视这样的任务。有些可能源于官员们的所罗门式决策和对公平社会的渴望。其他的可能是出于对重新分配的哲学偏见。还有一些只是为了讨好选民。
对于许多职业政客来说，首要任务是当选和连任。民选官员对经济的调整往往是为了吸引选民。此外，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让官员摆脱困境，因为他们可以将政治上不受欢迎的发展归咎于“坏人”，比如强大的公司和贪婪的地主。最后，经济监管可以暂时提供缓解效果，而负面影响只会在制定这些法规的官员退出政治舞台后的几年里才会出现。
自由市场还是受控市场？这是个问题
政府不会制造产品，不会创造超出其投入成本的价值，也不会通过支出为GDP做出贡献。他们一手收钱（或印钱），另一手分发钱和服务。他们向纳税人征税，以未来纳税人的名义举债。然后他们为福利计划、工资、资本支出和补贴支付资金。政策制定是关于谁来付钱，谁来获得福利。
政府不追求利润，这意味着管理政府的人可以自由提高效率。如果企业管理团队不能生产出比投入更有价值的产品（即赚取利润），他们不会长久存在。但政府并不指望这样做，因此，没有简单的标准来量化政府的效力，就像利润对企业一样。
政府确实发挥着与利润或增值无关的重要作用。
它们提供人们无法自给自足的东西，例如国防、医疗保健、警察和消防服务、教育、基础设施以及对紧急情况的响应，包括物质（洪水、龙卷风和流行病）和经济（经济衰退和恶性通货膨胀）。
它们还为那些原本会受苦的人提供安全网。对于政府应该做多少，存在着广泛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是美国政党之间最大的分歧之一。
除了必需品之外，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平衡公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这样做是政府如上所述从一些人那里拿走并给予其他人的原因之一。但必须承认，朝这个方向迈出的每一步——而不是要求人们自谋生路——都是违反自由市场力量的一步，会产生后果。
达尔文描述了物种通过所谓的“适者生存”而得到加强的方式。它是有效的，物种向上进化。但从定义上讲，这是一个冷血的过程，强者兴旺，弱者灭亡。这对整个物种都有好处，但并非对每个成员都有好处。
同样，社会的集体经济福利通过自由市场的运作而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比其他人做得更好——最好是，但肯定不总是，最有才华、最勤奋、最值得的人。只有在最乐观（和命运多舛）的制度下，人们才不接受有些人比其他人做得更好。但最近这种差异已经扩大了很多，关于“好多少”才是公平和可接受的争论也越来越多。
根据历史提供的证据，选择是明确的：（a）有激励措施和不均衡结果的高效自由市场经济体，或（b）结果统一、表现不佳的指令性经济体。在第二页，我写了以下内容：
自由市场提供的激励措施将资本和其他资源引导到最有生产力的地方。它们促使生产者生产人们最想要的商品，促使工人从事他们从产出价值上看最有生产力的工作。它们鼓励勤奋工作和冒险。
相反，如果市场变得不那么自由——也就是说，如果它们被迫遵循政府法令而不是经济法则：
资本和原材料将被导向生产效率最高的地方以外的地方；
生产者将无法生产人们最想要的东西，而是生产政府认为人们应该拥有的东西；
工人将被分配到生产效率低于他们原本可能生产的地方；
勤奋工作和冒险将不会发生太多，因为做这些事情的回报将受到限制，在某些情况下，回报将转移到那些没有工作或承担风险但掌权者认为值得的人身上。
激励措施和自由市场对于高效运作的经济至关重要，但它们的存在确保了经济中的某些成员会比其他成员做得更好。二者缺一不可。
中国
此时，你可能会问：“那中国呢？中国的经济并没有完全自由地按照经济法则运作，但它表现得相当好。”
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充满了国有企业、产业政策和五年计划。然而，过去45年里，中国的GDP年均增长接近9%，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个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
我访问中国近20年，尤其是在早期访问时，我一直在努力理解这一矛盾：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与私营企业的并存。显然，这两者是“奇怪的伙伴”。
本月早些时候我访问厦门，参加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时，再次想起了这个困惑。无论解释如何，事实是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
2022年夏天，哈佛肯尼迪学院的爱德华·坎宁安（EdwardCunningham）用一组流行的数字概括了中国的私营部门：
中国的私营企业贡献了中国GDP的60%，创新能力的70%，城市就业的80%，以及新增就业的90%。
去年一段时间，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讨论和评论，这让一些民营企业家感到担忧。从新的起点出发，我们将创造一个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平等对待各种所有制企业，保护企业的产权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显然，这是务实主义战胜意识形态纯粹性的表现。这是一个适应经济现实，而不是试图超越它的明显例子。
（较原文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