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苏联的朝鲜半岛政策深受冷战环境的影响。苏朝同盟的建立与维持，使苏韩关系处于一种敌对与隔绝状态。
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当局在“对外方针”方面作了一些改变，表示出愿意同中国、苏联以及东欧国家“接触”的态度。
1971年8月7日，韩国外务部长官金溶植在一项声明中曾说，韩国已在考虑同中国、苏联的建交问题。1972年1月4日，他又说韩国正在设法开展对东欧国家的“外交”。1972年7月18日，韩国总理金钟泌在回答新民党提出的问题时曾说，韩国正在“促进它与中立国家、非敌性共产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
1973年6月，朴正熙在一篇关于朝鲜南北对话和“外交政策”的讲话中，进一步表示韩国已采取了“向所有国家开放门户”和促进同韩国“思想、制度不同的国家”向韩国开放门户的方针。韩国“对外方针”上的这一改变，是在美国的影响下作出的。其目的：一是准备通过同中国、苏联等国家的“接触”，向朝鲜北方施加压力，谋求实现“交叉承认”，把朝鲜的分裂永久化；二是为了推行它的“多边化贸易方针”，扩大同中、苏等国的贸易。
这时候，苏联在对韩国人员去苏的问题上也改变了以前的一些做法，准许韩国学术、体育等方面的人士到苏联参加由国际机构主持召开的会议和国际性的体育比赛，准许一些韩国人员经过苏联去其他国家。与此同时，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蒙古、古巴等国也采取了类似苏联的做法。韩国第一个获准去苏的是演员柳德馨（1973年5月参加在苏联举行的“国际戏剧会议”）。后来韩国又有一些专家、学者和运动员被批准去苏参加国际性的会议和体育比赛。在获准去苏的韩国人士中，引人注目的是两个韩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一是韩国驻英国大使韩豹项，他1977年10月曾去苏联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召开的环境教育会议；二是韩国保健社会部长官申铉碻(后曾任韩国的副总理和总理），他1978年9月曾去苏联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共同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卫生会议”。苏联在批准申铉碻去苏的同时，还批准了韩国合同通讯社记者韩昌燮去苏采访“第一届国际卫生会议”(按韩昌燮是韩国第一个获准去苏的记者）。据韩国报刊报导，这个时期苏联在处理1978年4月“因偏离航向”被迫降在苏联的一架韩国客机和1979年7月因进入苏联领海而被扣留的一艘韩国渔船的问题上，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因此，韩国方面认为苏联“在非政治性的问题上”，对韩国已“不是敌对的”了。韩国当局根据这一判断，1979年前后曾多次表示愿意同苏联扩大“接触”，在渔业等方面进行合作和参与西伯利亚的开发。另一方面，韩国还加强了同芬兰的联系，成立了“韩芬交易公司”，把芬兰作为韩国商品的中转地区，扩大它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并准备通过贸易上的往来，达到“经济交流”和“政治交流”。另据韩国报刊报导，1974年7月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曾接受韩国“国会图书馆”提出互相交换图书资料的要求。
全斗焕上台以后，韩国当局仍然采取了朴正熙时期制定的“同共产党国家接触”的方针。1980年11月1日，韩国外务部长官卢信永曾说，为了改善同苏联等国的关系，韩国将继续“实行门户开放政策”。
苏联准许韩国人员入境和过境，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广泛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时日本《产经新闻》在报导1983年3月苏联派两名代表参加在汉城召开的国际合作社联盟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情况时曾说，由于美国不久前已允许它的“外交官在正式场合同北朝鲜外交官接触”，再加上苏联代表对韩国的“访问”，已出现了“交叉承认（朝鲜)南北前阶段的交叉接触动向”。这个看法反映了美、日、韩国方面的意图。
苏联除了准许韩国人员入境、过境以外，并没有同韩国当局直接“接触”，双方的贸易也是通过第三国进行的。苏联虽有一些人员“访问”了韩国，但也不是为了同韩国当局“接触”而去这个地区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不可能改变它支持朝鲜和平统一和反对分裂朝鲜的立场，转而采取同韩国当局进行“接触”和联系的方针。韩国当局虽然想扩大同苏联的“接触”，但是除了贸易以外，在其他方面今后不会有什么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主上台地动后，在外衣“新思维”的指导下，苏联的朝鲜半岛政策开始发生变化。1988年9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发表关于亚太政策的讲话时，首次提出“在朝鲜半岛局势普遍好转的背景下，可以为同韩国建立经济联系开辟可能性”，韩方对此积极回应，苏韩关系自此开始解冻。1989年4月，双方各自在对方首都设立贸易办事处。1990年6月4日，苏韩两国元首在旧金山举行首次会晤，同年9月30日，苏韩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