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统治美国？”一代又一代的美国研究者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但无论是“大多数人的偏好”主导，还是精英或利益集团主导，都将“阶级分析”这一关键维度轻轻放过了。而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者马丁·吉伦斯的《财富与影响力》立足1964-2006年间的1779个政策议题做出了实证分析，揭开了财富差异可以传导为政治影响力差异这一事实，为理解“谁统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在美国政治极化的当下，这本书的论点及围绕它的讨论，更促使人们在“谁统治”之外，进一步思考“如何统治”的重要。
二〇二四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即将到来。比“谁会当选”更重要的问题，恐怕是“他们代表谁统治”，观察竞选人背后的阶层基础，我们发现，似乎美国政治斗争的“阵营乱了”。民主党作为美国的“福利党”，其政策的重大受益者群体之一——所谓“老白穷”——却是特朗普的核心选民，而金融资本家们——共和党减税、去管制等政策的重大受益者群体之一，给希拉里/拜登的捐款却远远超出给特朗普的捐款——以二〇一六年选举为例，金融、保险、地产业给希拉里的选举捐款是给特朗普的约三倍。总之，似乎美国的经济上层和下层都显得“忘恩负义”，以怨报德。
这个悖论，引出美国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题：到底谁在统治美国？如果金融资本能够通过他们的捐款优势掌控选举结果，那么特朗普在二〇一六年似乎就不应该赢；如果白人中下层能够通过他们的人数优势主导选举结果，那么特朗普二〇二〇年似乎就不应该输。到底美国政治运转的基本逻辑是什么？其权力核心在哪里？
关于这个问题，一代又一代美国学者给出了他们的答案，而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者马丁·吉伦斯的《财富与影响力》则是对这一问题的又一个重磅回答。数年之间它就成为美国政治研究的“新经典”。理解这部作品以及围绕着它的相关讨论，是理解美国政治的一把钥匙。
一、一个经久不息的理论问题：谁在统治美国
在介绍这本书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谁在统治美国”这个理论问题。
首先，曾经最经典的回答莫过于唐斯的“中位选民”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在一个两党体系中，如果民众偏好是正态分布的，为了最大化其选票基础，政党或者政治家往往会使其政纲向中间选民靠拢。这种靠拢的后果，就是公共政策会依据“大多数人的偏好”制定，这似乎也合乎民主“多数原则”之要义。
“中位选民”理论示意图，候选人通常靠近中位选民M的偏好C以实现选票基础最大化（
不过，“中位选民”理论也受到很多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民众的政策偏好未必正态分布，而可能呈现两极化趋势——在政治极化的当今美国，这一可能性更加显著。第二，或许是更重要的一点，则是政策议题的多重性：在移民问题上的“中位选民”，未必是在税收问题上的“中位选民”；在外交政策上的“中位选民”，未必是医疗政策上的“中位选民”。
正如阿罗所指出的，经过各种议题的切割划分，一个民主社会完全可能选出一个在众多问题上违反“多数意志”的政府，其政策也未必符合“多数人的偏好”。
中位选民理论的一个变体，是斯蒂姆森的“动态代表性”理论。他认为，仅仅因为美国尚存在一些不符合主流民意的公共政策而断定“美国的民主是虚假的”，是不公平的，原因在于它没有考虑到公共政策的“现状偏见”以及民众的偏好强度因素。
事实上，一旦民众的政策偏好发生改变，并且这种情绪变化强烈到能够推动某种社会运动，公共政策往往会随着民意变化而变化，这个“风吹草动”的过程，被他称为“动态代表性”。不过，或许由于详尽数据的欠缺，斯蒂姆森等学者仅仅是用案例分析或者“政策情绪”这样的指标去论证其观点，说服力依然有限。
对“谁在统治美国”的第二类回答，或许可以被称为“精英互动”理论。达尔的“多元政体”理论，是这一观点的代表。在其经典政治学著作《谁统治》一书中，达尔对纽黑文这个小镇的政治过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得出结论：美国的民主本质上是一个“多元政体”。
一方面，这种观点承认美国政治的精英主义色彩——相对于普通人，精英对公共政策具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视角又认为，这种精英结构是开放的、多元的——人们可以因其金钱优势成为政治精英，也可以因其知识优势、组织优势甚至仅仅是政治参与的热情而跻身于治理精英层。
这种“包容性精英主义”观点的问题在于，能否将一个小镇的治理模式直接套用到对美国政治的理解之上？因为规模是政治的要害问题，在一个小规模政治体中可能克服的集体行动困境，在一个大规模范围上却未必能够克服。此外，将不同类型的精英打包对待，也忽略了其内部的权力结构和等级秩序，事实上，就其方法论而言，达尔式分析很难深入到对这一结构秩序的分析当中。
“利益集团”视角则是理解“谁在统治美国”的第三种常见观点。这种观点倾向于将有组织的压力集团、游说集团当作美国民主的“绑架者”：这些利益集团以其组织和金钱优势将其“私心”渗透到各级决策者当中，从而使得普通公众的意志在政治过程中被架空。
弗格森的“政治投资理论”和海克尔/皮尔森对某些产业的研究都是这一视角的经典之作。不过，也有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霍尔和威曼的研究发现，利益集团未必向政客输送利益，而是通过对特定领域的深耕成为相近立场政客的“信息源”，以此推动公共政策的调整。
通过回顾对“谁在统治美国”这个问题的一系列经典回答，我们发现，一只“房间里的大象”有意无意地从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中消失了，那就是“阶级分析”。尽管从比尔德到林德布罗姆，再到巴特尔斯，无数学者都曾谈及经济不平等对政治不平等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往往是以特定案例或历史时期为对象的质性分析，缺乏以大规模政策数据为基础的系统量化分析，因而其说服力有限。换言之，尽管美国政治中的“阶级幽灵”始终挥之不去，却又难以在学术研究中留下坚实的脚印。
二、《财富与影响力》：老问题的新答案
这种缺失，或许有美国学者们意识形态偏见的因素，也和美国社会被视为是一个橄榄形的“中产阶级社会”有关，但或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学者们很难在操作层面上研究阶级政治。虽然美国的社科研究具有极强的实证主义传统，但如何以一种实证主义的方式“证明”美国政治是一种阶级统治，却并非易事。
所谓“民主”，就其本质而言，即“依民意治理”。如何判断治理是否依据民意展开？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在吉伦斯之前，走得最远的实证研究，往往也只是测量选区内民众的政策偏好和议员在国会投票方向的一致性程度，据此分析政府是否“依民意治理”。问题在于，某项政策能否进入国会议程，本身就存在一种筛选机制，这种方法会遗漏许多无法进入国会议程而又为选民所关心的政策议题。
2008年、2012年、2016年和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各选区结果统计：红色表示共和党在四次选举中都获胜，浅红色表示共和党胜三次，紫色表示两党各胜两次，浅蓝色表示民主党胜三次，蓝色表示民主党在四次选举中都获胜（
吉伦斯的突破在于，他直接使用各个民意调查中民众对于某一特定政策的看法作为自变量（测量“民意”），同时又使用了这一特定政策在四年内是否被国会通过来作为因变量（测量“政策”对民意的回应性）——换言之，他将因变量从政治家的投票方向推进到了政策本身，而政策——相对于议员的投票记录——显然更接近政治产出，也就是说，它更能揭示美国政治的最终属性。
当然，搜集民调中的政策偏好和政策出台数据，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因为要从各家民调机构、新闻报道和国会政策报告等五花八门的来源中整理数据——最终，吉伦斯的团队整理出了一九六四至二〇〇六年间的一千七百七十九个政策议题。所以，这本书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其框架的明晰性，复杂在其背后“一支小型助研军队”的艰苦努力。
通过这支“军队”的数据整理以及回归分析，吉伦斯推出了一系列的重要发现。其第一个发现并不新奇，甚至某种意义上证实了唐斯的传统“中间选民”理论：尽管稍有起伏，但美国的政策制定总体上反映了美国主流民众的政策偏好。同时，政策偏好受到美国民主政治中的“否决点”限制，民意数值总是高于政策通过率，即使民众的偏好达到100%，政策通过率也仅仅是60%。
不过，这仅仅是吉伦斯研究的起点。他接下来追问：在民众的不同阶层之间，是否存在影响力的显著差异？换言之，当我们讨论“依民意治理”的时候，谁才是这个“民”中的执牛耳者？即使能够确证美国的公共政策的确随着民意支持率的变化而变化，这依然不能否证美国政治的阶级统治色彩。
于是，他将民意来源按照收入水平拆分为低收入（10%收入水平）、中等收入（50%收入水平）和高收入（90%收入水平）三个群体，分别分析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结果就呈现了一定的异质性：高收入群体的政策偏好更容易被采纳，低收入群体的政策偏好更不容易被采纳，中等收入群体则和低收入群体差距不大。
具体来说，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当三个群体对某一政策的偏好都是80%人数赞成时，高收入组的政策偏好被采纳的概率为46%，而低收入组的政策偏好被采纳的概率为41%。
不过，即使不同阶层的影响力出现了分叉，46%和41%的差距也谈不上“悬殊”，所以，仍然很难据此去得出美国存在“阶级统治”的结论。但是，在吉伦斯看来，这种比较意义有限，原因在于：在很多问题上，三个阶层的观点相似。比如在减税、废除遗产税、恐怖主义等政策问题上，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都具有相同的政策偏好。
当这些具有相同偏好的政策数量很大时，可能会掩盖不同群体的异质性。也就是说，当A、B、C都同意某个政策改革时，政府采用了这一观点改变政策，很难辨析政府到底是听了A、B、C中谁的意见。只有当A、B、C观点不同时，政府选择了其中谁的意见去推进政策，才能说明A、B、C中“谁是老大”，而这正是吉伦斯的第三个追问。也正是在这个追问中，吉伦斯挖到了其研究中的“炸弹”。
下图的左右两个部分都显示，在政策偏好相差大于10%的那些议题中，不同收入群体的政策回应性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在第一个图中，当低收入群体（10%收入分位点）和高收入群体（90%）对于某一政策的偏好相差10%以上时，高收入群体的政策偏好和政策采纳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与上文总体层面的趋势无异；而当低收入群体“独自”偏好某种政策时，政策的回应性如何？一条水平线——也就是说，政策的回应性不会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支持率上升而上升。
换言之，当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出现明显的偏好分歧时，高收入人群的声音聚集往往能够推动政策变化，而低收入人群的声音聚集却不能冲击公共政策。
更糟的信息在第二张图（下图右）：即使是所谓“中产阶级”，当其意见与高收入阶层发生明显分歧时，他们的影响力也微乎其微，甚至与低收入阶层无异。如图所示，在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政策偏好相差10%以上的政策议题中，高收入群体的支持率上升与政策采纳率仍呈现正相关趋势，而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推动力则与低收入群体的趋势无异。
这张图中的那条水平线，可以说是吉伦斯研究中最大的发现。美国的穷人靠自身力量无法影响政治，这一点并不奇怪，符合人们对于美国民主政治的“直觉”，但是连中产阶级居然也是“局外人”，这就让人大跌眼镜了——毕竟，在人们心目中，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中产阶级是美国政治的主人翁”这种观点深入人心。可以说，右图中的这条水平线像一道闪电，直击美国民主的心脏。难怪无数主流媒体根据此书的发现，发出美国政治是“寡头政治”的哀叹。
然而，即使如此，吉伦斯仍然认为，美国的公共政策对中低收入群体偏好的回应性仍被高估，原因在于，医疗、教育等领域恰好存在强大的利益集团在推动政策变化，比如全国医院联盟和全国教育协会。这些利益集团倾向于增加该领域的开支，而这刚好和中低收入群体的偏好不谋而合。
换言之，中下阶层有限的影响力，也很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搭上了利益集团的“便车”。事实上，吉伦斯通过计算“净利益集团联盟指数”，将其加入回归分析发现，利益集团的政策偏好整体上与政策被采纳的概率呈现正相关，即，如果某项政策被利益集团强烈推荐，那么这项政策被采纳的概率确实会显著提高。不过，他的研究也发现，利益集团的联盟对象没有明显的阶层性，它们忽左忽右、忽东忽西地和不同阶层联盟，其影响力来自其自身而不是其联盟对象。
三、对《财富与影响力》的进一步思考
《财富与影响力》出版后，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此之前，“美国的民主是假民主、真寡头制”这一说法还只是许多人模糊的直觉和情绪化的抱怨，此研究出版后，这一直觉似乎被“坐实”了。不过，学术发展永远是一条螺旋形上升的“否定之否定”道路，吉伦斯的著作也存在可商榷之处。
首先，当富人、中产阶级、穷人在绝大多数政策议题上偏好一致时，聚焦于他们之间的有限分歧，是否构成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因小失大？
正如布兰纳姆等学者所指出的，在吉伦斯数据库的一千七百七十九个政策议题中，“富人多数”和“中产阶级多数”在一千五百九十四项议案上偏好一致，即，这两个群体在89.6%的议题上偏好一致，只在一百八十五项议题上出现偏好分歧——即使在这些议题上，偏好程度的差距也不大，两组人的平均意见差异为10.9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中产阶级可能有45%支持一项议案，而富人有55.9%支持它——所谓的“独自支持”，其实反映的只是这10.9%的差异。
即使是把三个群体放在一起比较，穷人、富人、中产阶级的政策偏好都一致的概率也有80.2%。忽略这些阶级共识，聚焦于他们之间有限的差异，并将关于美国政治的结论建基于此，显然有失偏颇。
其次，如果换一个测量标准——不以各组政策支持率的变化如何带动政策的变化为标准，而以各个群体的主流多数意见发生分歧时“谁能得逞”这个指标去衡量“谁是执牛耳者”，得出的结论就不再是“富人斜线、中下层水平线”，而是“各有得失”（吉伦斯以“不同收入群体间对某一政策支持度相差10%”来筛选偏好不一致的政策，而布兰纳姆则通过“不同收入群体对某一政策各自的支持度是否超过50%”来二元划分不同收入群体的政策偏好，从而筛选出偏好不一致的政策。因此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果）。
布兰纳姆等的研究发现，在一百八十五个“富人多数”和“中产阶级多数”发生分歧的议题上，富人和中产阶级的“得逞率”分别为53%和47%，并不存在天壤之别。不过，加入“穷人多数”这个群体，穷人和其他两个群体的影响力的确拉开差距：当他们三者意见不一致时，富人能够独自“得逞”的概率是38.7%，中产阶级能够独自“得逞”的概率是37.5%，穷人能够独自“得逞”的概率只有18.6%。换言之，在中产阶级面前，富人未必能够一意孤行，但是在富人和中产阶级面前，穷人却常常孤掌难鸣。
再次，或许也是最重要的，镜像式地反映中下层民众的政策偏好，是否是衡量民主质量的最好尺度？正如萨布尔在《民主理论的两种文化》一文中所指出的，就在政治理论家试图摆脱“镜像”标准去判断民主的优劣时，实证主义的政治科学家却坚持这是民主的最高标准。问题在于：中下层的政策偏好一定更加理性，或更符合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
比如，吉伦斯的数据揭示，富人比中产阶级更支持竞选的“公共筹款”制度，也就是说，作为最有能力“购买选举”的阶层，他们却最不愿意“购买选举”——如果在这个议题上采纳了富人的政策偏好，那么，这是维护了富人的还是中下层的阶级利益？
吉伦斯自己也在书中承认，高收入群体在各个维度上都偏向于更自由化的政策，在对外政策上支持自由贸易、在宗教议题中允许胚胎实验、在经济政策中支持降低政府管制，而中低收入群体则偏向于保守化政策，在对外关系上更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在经济政策中更主张政府管制等。
也就是说，如果让“底层民众”对政策更有影响力，那么，美国的公共政策可能会更加反移民、更加怀疑全球变暖、更反对贸易自由……一句话，右翼民粹主义可能会更加抬头，而这是吉伦斯等知识分子心目中“更好的民主”吗？
有趣的是，在吉伦斯书中的研究时段里（并没有包括特朗普时期），美国公共政策对民众回应性的最高点恰恰是偏右翼的小布什第一任期，而最低点却是开始开展扶贫项目、针对老弱病残的医保的约翰逊时期，如果镜像式的回应性是民主的最高标准，那么，我们能否说小布什是这一时期美国最民主的总统，而约翰逊是最“寡头”的总统？
最后，错置的焦点可能导致错置的药方。在得出吉伦斯最主要发现的模型中，只有7.4%的政策结果差异来自穷人、富人和中产阶级的偏好分歧。换言之，寡头统治即使是事实，它所能解释的政策结果依然有限。
的确，美国政治今天存在各种问题，使其政策常常不能代表中下层民意，但是，改革的阻力是来自财富寡头，还是美国极其复杂的“否决制”政体、利益集团对政治的绑架或政党极化引发的政治僵局？对其根源不同的诊断，往往会推出不同的药方。
当然，这些疑点不能否定吉伦斯研究的价值。毕竟，即使是吉伦斯的批评者也承认，在政策影响力上不同阶级的差异或多或少存在，由这些差异未必能引出“美国的民主是寡头统治”的宏大结论，却真实地反映了财富差异可以传导为政治影响力差异这一事实。随着美国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随着美国政治极化的进一步加剧，这一传导机制很可能进一步恶化。
虽然今年距此书的最初出版已有十二年，但它的价值——尤其是它引发的讨论——可以说历久弥新。过去十年，正是“特朗普主义”崛起的十年，而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大量来自中低收入阶层。某种意义上，特朗普身上更多地体现了对中下层的政策回应性：他的反全球化立场、他对全球变暖的怀疑、他的反移民立场、他机会主义的反堕胎态度等，都更加机械地反映了“反精英主义的民意”，但是，他所代表的民主未必是理想的民主。
或许，波普尔曾经的告诫是对的：思想者们一直在苦苦思索“谁在统治”“谁应该统治”这样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或许从来不是“谁在统治”，而是“如何统治”。研究者们更应当在意的，或许不是哪个政治家更能镜像式地反映某个阶层的民意，而是谁更能有效地引导纷杂冲突的民意走向理性和温和。
（《财富与影响力：美国的经济不平等和政治权力》，[美]马丁·吉伦斯著，孟天广、郭凤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二一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