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发布的《漂在非洲的中国商人，在恐惧中等待暴富神话》中，胡明讲述了她去纳米比亚中国城做田野调查的起因和初步的观察。
随着田野逐渐深入，胡明将观察拓展到了中国商户与当地人的交流上。仅对于温德和克的中国城来说，中国商人们并非以一种温和的方式融入当地——他们不愿意学习当地文化，又大都想要回国；在经济的驱动下，他们近乎生硬地切入当地社会。
文化的交互，是在充满误解、甚至是近乎粗鲁的对碰中逐渐形成的。
然而在见证过那些富有生命力的碰撞和笑闹后，她意识到，论文中的理论缰绳套不住现实中鲜活的细节，中国店主们和当地人之间浮现出的信任和关怀，与那些冒犯和偏见掺杂在一起，是经历过重重打磨后形成的习惯。
这份信任，不是抽象化的美德，而是和偏见与隔阂一起，成为了更加厚重的日常本身。
一、中国城节律
温得和克中心城区街道干净平整，马路宽阔，沿着山坡平静地起伏，道路两旁的房子被挡在高高的院墙后面，三角梅沿着院墙的铁丝网横着爬满整条街。在德国殖民时期留下的教堂前，或是欧洲风格的主街上，弹吉他的歌手唱着曲调快乐的歌，整首歌只有一个单词：“Namibia，Namibia，Namibia”。
往北，风景开始有了变化，路两旁出现小型工厂，或已废弃或持续地冒着烟；再往北，“福建商城”几个大字映入眼帘，标志着中国城区域已到；继续向北，就是当地人的聚居区了，铁皮瓦围成的房子蔓延开来，向天际线铺展，沿街有售卖啤酒和杂货的窗口，偶尔路过的一个小酒吧里，音箱大声放歌，毫不客气。
从市中心到远离市区的当地人聚居区，都散落着中国人开的杂货铺。而各处的中国商人都会来到“中国城”进货。
说是叫中国城，不如说是个中国商品的批发市场。这里居住的华人不过千，对他们来说，这片批发区的名字要更复杂细分，“中国城”仅代表1998年第一个由中国人建起来的大院子。从那之后，新建的每个大院都以建立者的家乡命名：福建商城、亚洲城、丹东城、新东方城……不同级别的行政区划坍缩成一个个扁平的名字，标志着建立者的家乡，再被挂在被高墙围得严密的大院里。
中国城的街道
早上七点半，中国城开始热闹起来了。当地黑人员工沿着马路从家走到中国城，坐在门口等店主来开门；将近10个当地小贩，沿街撑起遮阳伞，架起烤肉架子、在地上摆上水果、把饮料和巨大的冰块一起放进箱子里冰镇着。
最先开门的是批发店铺。七点半，店主们将挂着两把铜锁的大门拉开，吵闹声和清早的空气一齐涌进店里。
一走进店铺，整个世界都缤纷、杂乱了起来。店主们一般不重视装潢摆设，五六十平米的店铺摆满了半米深的铁架筐，20纳币（2019年时1纳币约合0.487人民币）5对的袜子一筐、10纳币一件的内衣一筐、裤子一筐、T恤一筐，不同颜色混在一起，花花绿绿。有的甚至连铁架筐也免了，加厚塑料袋被衣服撑起了一个个圆柱，挤在一起，立在地上。墙上、角落，各处能利用的空间都挤满了来自义乌和广州的小商品，仿佛打开柜门，就会有夹在缝隙的旧货掉出来。
等过了八点，着急进货批发的当地小贩就背着大编织袋急匆匆地撞进店里，将编织袋往地上一堆，径直走向店里的一筐筐货物。在这商品的迷宫中，进货的小贩轻车熟路地穿行，找到需要的货，抱在怀里走到收银台前，整个过程不超过3分钟。在走向收银台之前，他们就已经算好了要付的价格。
过了早上进货的阶段，中国城逐渐安静下来。日光发白，摆在门口的商品在太阳的直视下渐渐褪去了颜色。店铺里相对昏暗，外面的阳光又明亮刺眼，店里的人会不自觉地追随着光源看向店门口，看坐在那里晒太阳的当地工人在强光的对比下变成一片片剪影，看外面卷着风沙的马路被日光晒得惨白，看路上零星出现的行人，再次眯起眼睛嘟囔一句：“太穷了，这也没人啊。”
下午时不时有当地人进来逛逛，挑挑拣拣，通常只买不到50纳币的东西
等到冰镇饮料箱子中的巨大冰块化成水，又顺着箱子裂缝，与其他箱子里的冰水汇成小溪，就是下午该收工回家的时候了。
下午四点半，日光由白变成橙，清晰地勾勒出旱季山丘的纹路。这时，第一批下班的是当地员工，他们沿着马路向远处的山丘慢慢走过去。大概半小时后，第二批回家的是店主们。盘点结束、窗门锁好，他们便从独自经营的小店中走出来，和经营其他店铺的家人汇合，买些菜后回家。
最后一批回家的是沿街的小贩，中国城下班的时间，是他们生意的高峰期，分装好的蔬果，平平地码了一地。回家做饭的店员店主们，会将这一袋大概5元人民币的蔬菜水果买走。
这里昼夜温差大，即使塑料袋已被扎了很多小孔，橘子和苹果还是会让袋子内挂满水珠
六点钟左右，当蔬果小贩将剩余的货物堆回后备箱后，那条白天里熙熙攘攘的马路，就突然就变得安静了。出于对安全的顾虑，住在大院里的中国居民只在院内活动。等拉水果的小轿车开走，这条路呈现出空无一人的宽阔，远远驶来一辆大货车，整片中国城的空气开始轻轻共振。
周围没有高建筑物的遮挡，日落时站在院子里便能将天空渐变的色彩全部收进眼底
等到月亮逐渐变亮，给院子照上白光，中国城仿佛变回了一个普通的批发市场，除了门口人力控制升降杆的保安是当地人，再看不出一点是在非洲的影子。小孩子三五成群在院子里跑动，店主们坐在店前分西瓜，一些批发店铺晚上再次挂起灯营业，等着在城市里其他地区开店零售中国商人前来进货，一家店铺前甚至架起了显示屏，几个店主在显示屏下跳起广场舞。
似乎月光在逐渐照亮中国城的同时，也偷偷将这片土地移回了中国。
二、小猴子，大猴子
我可以用刻板印象框住这里的中国店主和本地员工：店主们来纳米比亚之前，通常做一些小生意，他们被亲戚朋友带到这里；或直接开店，或先帮亲戚朋友打工，攒下本钱后独立开店。
在中国城的当地员工或多或少有一些共性：这里的就业率极低，没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当地人找工作更像是在撞运气；在成为中国店铺的帮工之前，他们可能做过厂工、保安、酒吧服务员。
这也是一群在首都温得和克漂泊的外乡人。为了工作，他们用300纳币（也就是工资的五分之一），在距离中国城步行距离1小时左右的贫民区租一个没水没电的铁皮房子。很多当地员工将小孩放在老家，由父母或妻子抚养，然后定期在中国城的银行小窗口寄回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
一些人借着在中国城工作的机会进货，带回到贫民区的小店铺售卖。逐渐积累自己的本钱，成为小商户。但并非所有人都这样幸运，如果他们有孩子、弟弟妹妹或者年迈的父母需要资助，每个月就几乎不会有钱剩下。
中国城的店员正在卸货
与他们的中国雇主相比，相比于“短时间希望能获得大量财富，然后离开中国城”，他们更需要一份能带来收入的稳定工作。因为突然降临的大量财富，更可能意味着他们需要接济在当下没有收入来源的亲属，而不是用于经营属于自己的小本买卖。
当下愿望的偏差，使得员工们不理解中国老板们为什么在春节、国庆这些如此重要的中国节日继续开店——“钱对中国人来说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就像这些漂洋过海来到纳米比亚开店的中国人，不理解为什么当地人这样穷，每周还要拨出固定时间去感谢上帝——“难道给他们发工资的不是我吗？”
价值观不同带来了隔阂。中国老板们白手起家，相信勤奋带来的价值，在每次喝多酒后，都会铿锵有力地唱起《爱拼才会赢》。他们搂着彼此的肩膀，眼睛紧闭，发出的每个音都充满了感情，随着音乐的节奏短促地点头。
所以，当他们看见两手空空的当地人时，想起自己用奋斗洗去贫穷的岁月，理所当然地将此地的穷困归因于懒惰。
误解的累积也可能带来恶性循环，两个群体有时被对方毫无顾忌地贬低、歧视。沉默的店主时不时坐在柜台后面担心员工偷钱或偷拿货物，当地人中则流传着某个店铺的老板站在门口大声责骂员工的故事。
我试图用关于预期和未来的理论，去解释隔阂的中国社区和当地员工。但随着站在收银台后的日子的增加，逐渐拉近中国城的生活细节后，我发现，在低信任度、低安全感，还存在种族歧视的环境中，仍然有时间累积下来的信任与关怀。
由于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合作，语言成为了第一个被迫相融的领域。当地人在学校里接受英文教育，但由于教育机会有限，更习惯说本族语言。而大部分中国店主们，在来到纳米比亚之前没使用过英语，不过适应能力也让他们很快能够用简单的词句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一种夹杂着当地语名词、英文名词、中文语法、中文语气词的句子产生了，比如“Tatdigulu，thisfinish了”（大哥，这个货没了），还有“是不是mqiuqiu”（是不是小偷）和“Gowherego”（你要去哪里）。
认识汉字是更难的部分，但时间能让当地员工们无师自通。David在中国城工作16年，他能分得清一些写在货物外面的常用汉字，比如黑和白。有次，他在我的本子上歪歪扭扭地写下刘叔的汉语名字，然后骄傲又害羞地向我笑。
常来批发进货的小贩也被迫学会了一些中文。我在刚到中国城的时候，因为不熟悉小贩的面孔，常按照零售价计算价格。“小贩子！”他们字正腔圆地向我喊道，用中文名词表示我应该按批发价计算。那一刻，这些富有生活阅历的奔波者，忽然像是变成了牙牙学语的小孩，扔出一个简单直白的单词，理直气壮地瞪着眼睛，等着我自行理解他们的诉求并作出正确的反应。
“彪啦！”David走过来替我解围，发音连贯，语气不再像向湖水里投入一块一块的石头。“小贩子，tendollar啊，notwentydollar啊。”
也有因为两种语言相距太远而闹出的笑话，一个当地员工骄傲地向我展示他脖颈后的汉字纹身，我对着那个字看了很久，在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纹身的同时打开手机，飞速地查字典。
“実”，他说，这是中国老板取的名字，是诚实的意思。
刘叔店里的员工在搬运货物，这位员工认识编织袋上简单的中文
为了了解其他家店主和员工之间的交流，我常在早上店铺还没开门的时候到中国城，和提前到中国城的几个女工坐在台阶上聊天。逐渐熟悉后，有天她们提出想学习中文，我从教她们道早安开始。熟练之后，她们开始了自主的练习。
“早——啊——”女工Naomi冲着附近的一个中国店主喊道。他和另一个工人搬着一叠对面新东方城生产的海绵床垫，正在往店铺里搬，听见自己店的女工喊着中文和他打招呼，愣了一下，脸上随即浮现出一点笑，但很快这笑被不耐烦的表情掩盖，他一边甩头一边说：“滚滚滚。”
女工们听了，发出了女孩子特有的那种有些害羞的哄笑。
“你觉得你老板怎么样？”趁着店主走进店里，我问坐在旁边的Naomi。“非常好。”她思考着，缓慢地点头，“他喜欢和我们开玩笑，每天都很有意思。”她一边说一边拉起我的胳膊，细细检查胳膊上的汗毛和皮肤。
“你洗澡洗得很干净嘛。”她满意地得出了结论。
“把手拿开！”那店主从店铺里走出来，要去第二次搬床垫。Naomi转向他，说：“我在检查她有没有把自己洗干净。”
店主没理她，而是注意到了我，指着一起坐在台阶上的另一个怀孕的女工，用英语问：“你知道她里面有什么吗？”我没听懂那句英语，可能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太过奇怪，疑惑地看了一圈身边的女工，摇了摇头。
“有个小猴子！”他说。
当时的我几乎因为震惊而呆住。在中国城，我听过很多对当地人有种族歧视的言论，但是没想过竟然有人可以在当地人面前毫不避讳地直接表达。
Naomi还没放下我的胳膊，她晃了晃，指着店主问我：“你知道他是什么吗？他是一只大猴子！”大家再次哄笑。店主继续挂上了不耐烦的表情，催了两句坐在台阶上的工人们去上班，和另一个员工一起走远了。
后来我知道，这个店主在当地员工中很有名，员工们甚至用当地语言给他起了名字。大家知道他有时会开过分的“玩笑”，但大多数时候，还是将这种玩笑归于幽默。
在这些冒犯性的玩笑中，我无法否认种族歧视的存在，但是从Naomi用“大猴子”的反击来看，他们之间已经累积了一些信任，或者一种习惯，侵犯性的语言在跨文化的两个群体间成为了“可以被反击的玩笑”。
了解和信任在一来一回的碰撞中被歪歪扭扭地搭建起来。
三、难以定义的信任
刘叔和店里的员工合作很多年了，David是整个中国城中少数拥有“收银权力”的员工，Ellen和Mathew也常和刘叔聊天，他们讨论店里的小贩和客人，讨论自己的生活。
有时候刘叔会在柜台前锻炼身体，在看了很多李小龙电影的David和Mathew的询问中，他自创了一套“中国功夫”，比如展开双臂踢腿，或者用小哑铃锻炼肱二头肌。在这套功夫比试中，人高马大的David总会在某个项目中处于下风，他有时会趁刘叔不在的时候用小哑铃偷偷练习。
“中国功夫”仿佛成了这家店铺的通用的规则，刘叔有肩周炎，会时不时摇胳膊拉伸一下，Mathew和David见了，也模仿着一起摇一摇。在闲着没事做的时候，David会在店里比划比划，仿佛李小龙附身，店里堆在地上的货，都是他的手下败将。其他来店里聊天的当地人也会时不时地被拉进店里来比试一下，并依此判断这个人的身体素质。
在不忙的时候，员工会在店里锻炼
而身体素质是否好，也是刘叔评价这个人“是否值得托付”的主要标准。
有一天，女工Ellen的男朋友到门口坐着和店员们聊天，刘叔看见有陌生的当地人坐在门口，有点紧张，想让他离开。大家听见他想赶Ellen男朋友走，都是控制不住地笑。
Ellen让我用中文对刘叔说明，刘叔听后连说“不得了了”，接着招手让男生进来：“让我看看，come，come。”
他仔细端详了一会儿，问道：“莱莱，是不是muqiuqiu（小偷）啊？”“莱莱”是刘叔取了len的发音，按中国人的习惯给Ellen取的小名。
接着他又转向我：“我怎么觉得他面不善呢，你觉得呢？”
“不是muqiuqiu。”Ellen解释。
“那来锻炼锻炼吧。”刘叔站起身，拿起小哑铃，做了个示范，递给了Ellen的男朋友。
当男生举到第50个的时候，刘叔有些兴奋地对Ellen说：“verygood啊！”又转过来和我说：“还行哦他？这体力，还真行。”
类似的打闹也发生在小贩和店主之间。大文来上班的时间就是小贩们开工的时间，早上八点半，当大文走进店铺所在的街道时，小贩们便一起跟上了，五六个人在后面七嘴八舌地问他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快点快点，给我个手表，快点快点。
在店里，他们之间的一来一回的交流，更像是不知结局的比赛。
“Smallboy，smallboy，quickly，quickly.”一个穿着胸前写有“东京”两个汉字的白T恤的小贩，连声催促大文。他声音很低，像是从胸腔弹出来，同时笑嘻嘻地闲扯。大文快速拿出一块新的手表，拍在柜台上：“Gogogo……next!”
“东京”一边拉长了声音，问大文为什么凶他，一边拿起手表，拔掉塑料卡扣检查电池，见指针咔哒咔哒地向前走，他向大文要纸巾，要把表盘擦干净。
这时大文已经走出柜台，在下面摆货了，他拿来手表，向着表盘哈出了一点气，然后拽过“东京”的白T恤，在表盘上擦了擦。“东京”顺势拍了下他的头，冲我挤了下眼睛，跑出了店铺。
纳米比亚的街道
下午，我走上市中心的街头，看见“东京”手里举着手表，街边观察路人。市中心的零售小贩都是这样，他们一次只进货一块手表，或一个充电宝，然后走到人流较大的地方，像发传单一样紧盯着来往的路人，如果有人眼神停留，就快速迎上去；等手里的货卖完，再回到店铺里进下一件货物。
看见我之后，“东京“笑了，我便走过去，问他认识大文多少年了，觉得他怎么样。
“四年吧，我非常相信他。”他用简单的英语回答。
“你相信他？但你早上还在店里抱怨说他欺负你对吗？”
“啊，我们是在开玩笑。我们互相打着玩的，这跟警察打我不一样。”
他这时接到了个电话，然后向我比划了个向前拐弯穿行的手势，消失在了人群中，大概率又是躲避附近巡逻的警察了。
“现在小贩子看着笑嘻嘻挺好，但是刚开店时候还是合伙欺负人。”大文说，“你之前不是问过我为什么柜子上摆一块石头么，还问过我收集它是不是因为它长得像土豆？”
他拿起柜子上那块与柜子上其他花花绿绿的货物格格不入的石头，在手里掂了掂：“因为我刚来这里开店的时候，他们说我是smallboy，不能在这里开店，还说要拿石头砸店前的玻璃。”
“啊？他们砸了吗？”
“没有，我把石头抢下来了，这就是那块石头。”
中国城的员工正在给大门上锁
纳米比亚的社会状况，没有给在这里的移民搭建一个值得信任的环境。
对抢下石头的大文和其他不安的中国店主来说，自然而然、温和有礼的信任，从来不是一个可选项。在这里，人和人只能在不可预料的交流中，与另一个具体的人碰撞出信任和连接，或是通过另一个具体的人加深对一个群体固有的刻板印象。
而信任一旦产生，就不再是抽象的美德或礼节，而是在日常不断的玩笑和打闹中磨合成的一种习惯，它经过时间的打磨，比我用教育维持的那种信任更为厚重。
刚来纳米比亚，我会在柜台后和每一个当地人亲切地打招呼。“你还说howareyou？”大文坐在圆凳上一边修理坏掉的手表一边说，“你继续，看看半年后你还说不说howareyou了。”
他说的没错，即使没到半年，我也感受到了自己信任感的轻薄。
我常在中国城对面的水果摊买东西。因为总想了解更多，我抓住机会和摊主聊天，微笑，在拿回零钱和蔬菜的同时点头致谢。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本来应该找给我的50纳币零钱，变成了41纳币。
看着手里四个10元和1个小一圈的一元，我的第一反应是：他是不是故意骗我的？
个体的不诚信在一个信任感难以被搭建起来的社会环境中，会迅速恶化成刻板印象。中国城大大小小近百家店铺，有权限收银的当地员工不超过5个。“当你对一个人存在戒备心的时候，你就很难和这个人成为朋友了。”一个年轻的店主和我说。
她英语流利、性格温和，工作一段时间后，在监控录像中看见店里员工将一大包货物顺着墙边扔给了外面接应的人，忽然开始质疑起从前自己的温和，从此不再敢相信任何一个当地员工。
不少年轻的店主曾试探性地想与当地连接，但在不安的环境中遭遇几次文化的冲突后，选择缩回原有的安全区里。
毕竟探索非洲不是最开始的目的，理想的未来中有富足的生活，平稳的事业，但没有非洲本身。
中国店主大多不是想要书写传奇的探险家，他们只是希望通过努力带来更好生活的普通人。
四、尾声
在刘叔的店铺外的街道上，我总能看见来来往往的行车，和一个穿着荧光马甲头戴草帽的车辆管理员。因为他离我们店铺很近，常来店铺喝水管里的自来水，我很快就知道了他的中文外号，“Wawa”。
“这是因为他个子不高，又很可爱，所以叫他‘娃娃’吗？”我问Mathew。“不是不是，Wawa在你们那里，应该是废话很多的意思吧？”“Youmean……哇啦哇啦吗？”我们同时笑了起来。
Wawa会在下午4点半关店前，快乐地走进来和我们打招呼，要求把这天收到的零碎小费换成整钱。
有一天他很晚才来换钱，店铺已经在盘点了，门口的铁质拉门只留下一条缝。我看见他没有平日里快乐自在的神色，有点胆怯地沿着门缝向里看，像是第一次去亲戚家做客的小孩。于是我招呼他进来换钱，从那后我们就逐渐熟悉了。
8月的一天，Wawa领着从乡下来找他的女儿和妻子来到店里，向我介绍说：“Madam，这是Queen。”
那是田野调研中非常美好的一刻，我成为了一个会被介绍的朋友。
过了不久，当我早上和Wawa打招呼的时候，发现他头摔破了。我问这是怎么了，他说是回家天太黑，被人抢劫了。Mathew当场拆穿，说他是喝酒自己摔的。我对Wawa说：“你不要再喝酒了，省钱给女儿留着上学用。”
他说：“Madam，如果我按照你说的这样做，你会带我去中国吗?”
我看着他，说可以，但说好，不要再喝酒了。
过了几天，我在下班路上又遇到了Wawa，他和另一个人坐在老虎机前，分喝一瓶啤酒。我走过去，问他：“这怎么又喝酒了？不是说好了要攒钱给女儿寄过去，为什么下班了还在这里？”
他看着我，一改往日的话痨，很久都没说话。他好像有话想告诉我，但又不知如何开口。我等在那里，忽然有些紧张，看着他浑浊的双眼，不知道是不是话说重了，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做。
这时他看见我头上有一小片树叶，然后非常小心地、非常小心地将叶子摘了下来。
他把叶子举到眼前，我们打破沉默，哈哈大笑。
在看见一个社会的横截面后，我没能厘清理论和现实的混沌，没有发表出深刻有见地的论文，也终究离开了纳米比亚。坐在城市的格子间里，忙于眼前的工作，我也没能像分别时承诺的那样和中国店主们“常联系”。
然而在纳米比亚与他人建立起的那些微弱但真实的连接，总会时时浮现。
在又一个加班到凌晨的深夜，我隔着六小时的时差，忽然收到了一句安慰：“实在太累了就回纳米，这边有很多你的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