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邹杭定
我七岁去读书的那所小学叫“南山二小”，位于南山路上涌金公园正对面。这是一所很有历史的杭州知名小学，往上可追溯至省立杭州师范学校小学部。1945年2月，学校更名为省立杭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简称“杭师附小”。这所学校原址，就在今天中国美院的南山路校区。后来，学校改名为南山路第二小学，坐落在宽阔幽静的南山路上，崭新的教学大楼拔地而起。
南山路将军路口有杭州市政府大院；清波门外是浙江省军区司令部。悠长南山路上，除两个军政机关之外，中间还有浙江美术学院。因为有省市重要机关和高校带来的好生源，再加全新的校舍操场和优秀的师资，造就了“南山二小”这样一所全新的重点小学。
我母亲朱老师从1948年起，在“杭师附小”执教直至退休。母亲长长一生，在一所学校，教了一辈子的书。学生们年年不断地的进步成长，给收获桃李芬芳满天下的朱老师，带来无尽的喜悦和欣慰。
朱老师在“杭师附小”课堂给学生讲课。
我们作为教师的子女，可以得到一点“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照顾。所以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先后毕业于“杭师附小”和后来的“南山二小”。接受良好的人生启蒙教育，是一件非常幸运的好事。我们兄弟姐妹，都因此而终生获益。
朱老师和学生们在“杭师附小”的合影。
六十多年后的“少年”，依然清楚记得母校当年五位数的电话号码……
一九五九年九月第一天，一个太阳初升的早晨，我背起新书包跨进了南山路第二小学的大门。
从家至“南山二小”不远，姐姐牵着我的手，我们跟随母亲去上学。两年后，妹妹也上学了。我们每日往返于劳动路、涌金门与南山路之间。不管春夏秋冬还是阴晴雨雪，朱老师带着三个孩子每天从劳动路上走过，去“南山二小”上学，遂成为路人所熟悉的一道风景。
因为母亲是教师的缘故，我们呆在学校里的时间，大大多于我们的同龄孩子。放学静堂后，我们仍然在学校里无处不至的疯玩，醉心于楼上楼下“躲猫猫”，不知疲倦地追逐于学校各个角落。也曾在低头奔跑中，一头撞上对面的女老师。老师手中的一大摞作业本瞬间飞向空中，化作了天女散花……
老师们都知道朱老师有个调皮的小儿子。调皮捣蛋不安分实在是无药可救，但伶牙俐齿的顶嘴本领和记性却还算好。我不打架不翻墙，从来不做什么出格之事。只是精力充沛，看见任何新鲜事物，都有强烈的好奇心。
“南山二小”一楼校长室正对面有一电话间，装有学校独一无二的一部黑色电话机。小时候总觉得奇怪，为什么好好的电话机要装在门边的右墙上，而不是摆在校长的办公室桌上。校长和老师都是站在会议室里打电话。他们面对雪白的墙壁，手执话筒哇啦哇啦，边说边对着墙角，做着只有自己看得见的手势。隔空比划，激动夸张，很有表演的气势。我看了心里很羡慕。
趁电话间里没人的时候，我曾悄悄溜进去，踮起双脚拨动墙上的电话号盤，给上班的父亲打一通电话。接通电话喂喂叫上几声，其实也没啥活可说，只是叫父亲下班早点回来，不要忘了路上给我买根赤豆棒冰，那时的熊孩子也就这点出息。其实打电话不是目的，只是纯粹要试试那种美妙的感觉。
一个甲子过去，许多场景和数字早巳统统归零。但我仍执拗地记得“南山二小”这部黑色电话。它有一个很好记的号码：21419（你要勿要酒）。这个电话号码谐音，被浓缩成短语后很容易被记牢。一个五位数电话号码，通常对应了一个城市的真实年龄，一把开启回忆的锁匙，就紧紧握在你的手中。随着电话号盘格格地转动，岁月流年源源而来，缓缓流淌……
我们盼望的暑假终于来临了
劳动路上法国梧桐的嫩叶渐渐从新绿变为深绿，灼热的阳光透过枝枝叶叶变成斑驳的光影，随风在柏油马路上不停地跳动。当知了开始从早到晚不停的聒噪时，美好的夏天到了。我们盼望的暑假终于来临了。
每年暑假，我们家像候鸟迁徙一样，从劳动路教师宿舍暂时搬到南山路学校里“避暑”。我们一家人借用一个教室居住，直至假期结束。
“南山二小”的教学楼有三层，一楼二楼为教室和办公室，三楼是教师集体宿舍。在底楼西端配有盥洗室和两个白色单间淋浴房。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大部分人家还是从水井汲水洗澡冲凉的杭州，这两间白色的淋浴房绝对属于夏天的豪华设施。那喷出无数细细水流的莲蓬头，曾给我们带来莫大的清凉和爽快。
虽说只有几家老师带家属借住在学校里，却因孩子们的追逐打闹，给夏天寂寞无声的校园，带来了生命活力和不息的喧闹。
住在学校里的大多是单身青年男老师，他们住在三楼的集体宿舍，因为顶楼太热的缘故，他们也往阴凉有穿堂风的楼下跑。
教学大楼底层电钟下的过堂最凉快，大电钟终日里嗒嗒地不倦行走。风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此，穿堂从容而过。从早到晚，在这里享受习习凉风的大人小孩最多。大家常常围坐在一张大桌旁喝茶聊天，天南海北滔滔不绝。
李老师有一台豪华的矿石收音机
那年暑假八月，三位“杭师”毕业生分配到了“南山二小”。十八岁花样年华的年轻人里，两位是美丽端庄的姑娘，她们分别是陶美芳老师和陈慧珍老师。唯一戴眼镜的大男孩叫李德麟。文雅白晰的李老师报到后，就住进了三楼的集体宿舍。每天上上下下，成为与我天天见面的大哥哥。李老师多才多艺会弹风琴，还常常背个画夹在校园里画画写生。他的年纪与我们差距最小（大约七岁）。相比其他的年长男老师，我们与李老师最觉亲近，无拘无束。
李老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这些都不是他吸引我的主要原因。真正让我感到惊奇新鲜，是他的矿石收音机。李老师拥有一台自装的豪华矿石收音机。他戴上黑色耳机目不斜视，转动旋纽寻找广播电台的样子，叫我想起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李老师陶醉和专注的神态极像电影里的地下党员李侠。电影中，从沦陷的上海孤岛与延安战友以电波相连时，李俠脸上出现过的刚毅和欣喜，曾经深深打动过我们的心。
李老师在无线电兴趣小组指导学生。
为什么这个神奇的收音机能听到音乐和广播，难道有人躲在收音机里讲话吗？因为想知道百思不得其解的奥秘，就常常请求李老师打开收音机后盖，一遍遍解释这些奇形怪状电子元件的妙用。直到有一天，李老师拿出一本薄书《怎样装矿石收音机》，要我用心去看看。一本薄薄的书，我半懂不懂地看了个大概，心儿却急速地膨胀了，更加激起我要装一台矿石收音机的决心。我一边腆着脸央求李老师帮助我，一边向母亲恳求“拨款”成全我的梦想。李老师是满口答应了我的请求。母亲呢，几经来回也同意了。只是母亲在恩准之余，还是不忘划出一条底线，即所有的兴趣投入不得超过五元钱。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五元，不是个小数目。差不多抵得一人半个多月的生活费了。母亲是最懂孩子的好老师。她明白开阔视野和兴趣培养要从小做起，在我成长的关键阶段，是她及时为我打开了知识的窗户。母亲对孩子的仁慈宽厚之心，至今仍令我感恩不尽。
李老师找来一个小木匣，买来一堆五颜六色的无线电零件。用手摇钻在木匣上慢慢旋孔。安上接线柱和带刻度板的可变电容器；又找来棉线纸筒，用漆包线绕制了一个接收线圈。面板上最炫目的要数矿石检波器，需要不断地拨动触针的位置，调整出最佳的收听效果。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矿石收音机，当年却能让一个十一岁的少年欣喜若狂。突然间打开了少年认识世界的窗户。时事新闻、气象广播；故事音乐、每周一歌。可以说是样样不漏，无所不包。彼时，中苏之间开始爆发论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断播出长篇评论文章。我津津有味一直听到“九评”结束，赫鲁晓夫下台。雄辨的文章经过播音员铿锵有力的朗读，极大开拓了少年的国际视野，激发了我对世界时政的浓厚兴趣。
李老师的倾力帮助，使我如愿以偿。不过，李老师在帮助之余也有一个小小请求，即向我父亲借许国璋编著的《大学英语》四册本。这套书是父亲英语教学的重要参考书，一般是深藏不借。但一个师范毕业生富有进取之心立志要自学英文，这在俄文英语并驾齐驱的年代，他的志向可谓深远。父亲感佩其志，十分欣赏有理想有追求的年轻人。难得李老师开口，我父亲欣然答应。
丁老师吼出高亢激昂的“绍兴大班”
暑假是我和老师们近距离相处的难得机会，彼此的身份因同住一个校园的朝夕相见，而发生微妙的转化。老师们首先放低身段，悄悄把师生关系调整为大人与孩子们的平等和谐相处。我们也从拘谨不安转变为自然放松。但孩子就是孩子，得意忘形之际也会放松过头，偶尔有放浪形骸和没大没小的不良表现。
男老师中，记得教导主任张启华与丁元新老师比较严肃。张老师讲话永远像鼻子被塞住不夠通气，没讲几句话就停顿一下，要反复“吭、吭”几次才能继续。张老师才华横溢，是学校老师中出名做学问的“才子”。常常见他坐在阴凉的过道边，身旁摆上两个方凳。他从一大摞旧报纸中翻找有用的资料，剪下来粘贴在过期杂志中。他做事专心致志目不转睛，一坐就是一下午。有时大概是累了，就会站起身走过来，邀我下一盘小孩子玩的翻翻棋。那时我不会中国象棋，只能在半张象棋纸摆上所有的棋子，轮流翻开后比出大小，由此开始追杀输赢。
眼看张老师就要胜我，趁他低头不备，我偷偷挪子逃离。毋料被他瞄见，但张老师不动声色只当没看见。最后结果仍以我大输结束。张老师慢慢站起身，伸了个懒腰，轻轻拍了拍我肩膀细声说，看不出小鬼头人小花个样蛮多的。我们俩抬头对视片刻，不禁粲然。也只有那一刻，我们宛若不分大小的好“兄弟”。那是夏日里难得碰上的开心时光，多少年过去，张老师那儒雅的笑容，仍在我面前时不时会出现，引出我藏在心底的那会心一笑。
张老师还有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叫小吟，她曾有个惊艳的发现悄悄地告诉过每一个人：“老鼠的尾巴是方的。”这确实是她独有的一个伟大的发现，可惜时至今天，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方尾巴老鼠出没的有效证据。
相比起教导主任张老师，丁元新老师就更加不苟言笑，总之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威严。他是我小姐姐的班主任，一位非常优秀的老“杭师”毕业生。丁老师是绍兴人，讲话带有绍兴人浓重的口音和幽默感。他有与生俱来讲笑活的好本事，在有声有色的叙述之中不断抖出包袱。当他还在一本正经地叙讲时，一众听者早已笑得前俯后仰。趁得气氛热烈，大家要求丁老师再来两句绍剧。难得有兴致上来的时候，丁老师会应大家所求，吼上两句正宗“绍兴大班”。那豪放的唱腔，既有高亢粗旷的风格，也有细腻委婉的一面。激昂冲天之后的一唱三叹，更是余音缭绕，人人都在默默享受这声如裂帛的“绍兴大班”韵味，大家被这声响遏行云酷似秦腔的高昂激越彻底惊呆了。
无论如何你都不能想象，这冲天而起的唱腔是从丁老师瘦小的胸腔里发出。这种高亢的调腔带有蓄满底气的暴发力，它预示了丁老师深藏着过人能力和将来必然脱颖而出的结果。
不久，张启华老师与丁元新老师先后调离南山二小，调至省教育厅和杭州市教育局，成为了省市的小学教育专家。虽在同一城市，我后来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二位老师。岁月只留下了半幅棋子和“绍兴大班”的唱腔，经年累月在学生的心里盘旋悠扬。
新中国成立初期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杭州大部分人家是多子女家庭。兄弟姐妹六七个很常见。但要个个培养读书却相当困难。做父母的往往会动员老大放弃考大学，退而改读中专师范，因为师范不但免学费还有膳食补贴。等师范三年毕业当了老师，领到一份微薄薪水后，就要帮助父母抚养下面的弟妹。这些长子长女个个都是会读书的“学霸”，为了减轻父母的家庭重担，他们宁可牺牲个人前途来无私帮助家庭。这些本该是天之骄子的优秀学生，就这样当上了小学老师。当年有不少优秀师范生分配来到“南山二小”，彼时“南山二小”如虎添翼，迎来了大发展的好时光，共同创造了无愧于“杭师附小”传统的高光年代。
在当年“杭师”毕业的小学教师中，有不少人在时代大潮中脱颖而出。走上了教育局长、区长、和人大主任的领导岗位。社会并没有埋没人才，除了证明他们的出众和优秀外，时代也给他们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不过这已是题外之话，这里不提。
乘着暮霭而来的夏日音乐风
“南山二小”的年轻教师大部分来自杭州师范学校。通音乐善歌舞，是每个年轻教师所具备的基本素质。学校管理事务的任老师，虽未正式排课，却教过我们唱歌。这位任老师个子不高，身体却十分健硕。当他坐下来时，一把旧藤椅常常被他挤坐得吱吱嘎嘎。任老师很怕热，每到夏天，只见他不停地从裤袋里扯出手绢拭汗。
但是当他端坐在风琴前，以风琴弹奏引领学生唱歌时，却完全不是平日的模样。只见他时而俯身，时而抬头向上。他两眼微闭，十指在琴键上激情飞舞，略胖的身体随着音乐节奏微微晃动。边弹边唱的任老师，深情地望着下面的学生，沉醉在美妙的童声合唱中，早已忘却了自我。据说任老师还擅于作曲填词。
暑假中，每当暮色阑珊，教学大楼里有悠扬的琴声突然响起时，大家便知道一定是任老师回来了。从办公室传来的美妙琴声，如涓涓细流在空旷的大楼里迂迴穿梭；随着暮霭而来的夏日音乐风，悠悠袅袅飘过了每个人的心田。
暮色阑珊时大楼里传出悠扬的琴声。
“南山二小”的老师们，个个多才多艺。长长的暑假里，正因为我们的朝夕相处，才有机会见识老师们从未显山露水的各种才华。
体育老师许金贤，曾教过我们体育、算术和图画课。他也是一位样样精通多才多艺的好老师。
许老师上图画课很有趣。他教我们画道路两边的行道树，先画出一个原点，再从左右两侧上下方，分別引出线条到原点交汇，说这就是消逝线。他告诉我们，两边的行道树都处在消逝线上，由近向远，渐次变小直到看不见。通俗易懂的教法让我在小学三年级，就明白了消失透视画法。我曾懵懵懂懂地猜想过，也许不光是行道树，世上任何东西应该都会由大变小，最后同样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视线中。因为一堂图画课而引起的胡乱猜想，我不敢去多问许老师。但在小学生初识世界的过程中，它比画行道树来得更加有意义。我一直很感激许老师，是他教会我以变化的眼光去看待事物。虽然当年他并不知道我有图画以外的联想。
许老师黑黑瘦瘦的高个子，黧黑的面孔鲜有笑容，显得冷峻，有点像后来的高仓健。不知为什么，教我们的男老师在课堂之外都比较沉默寡言，这和女老师很不一样。许老师讲话也是三言两语，鲜有侃侃而谈的时候。其实沉默并非是许老师的真实性格，他有自已独特的表达方式，即用二胡演奏来释放心情和渲泄自己的喜怒哀乐。夏日长长的下午，他能拉上整整半天的二胡，却从不转脸与旁人讲一句闲话，包括我这个始终在旁一直认真聆听的小学生。
许老师拉二胡，通常选在事务办公室门口，远离人群喧嚣的过堂。旁边总是放着厚厚一叠乐谱（五线谱）。记得有刘天华的《良宵》和《病中吟》华彦钧的《二泉映月》及聂耳的《金蛇狂舞》等。许老师最喜欢和最投入情感的曲子，莫过于华彦钧（阿炳）的《二泉映月》。琴声悠悠响起来，充满伤感的旋律，带出银色月光下的二泉呜咽流淌。凄婉哀怨与宁静柔和交织在一起，宛如皓月当空下清幽的山林冷泉。在那个酷热的夏天，瞎子阿炳和《二泉映月》悲伤的故事，令一名少年的心灵产生莫名的震动。因为许老师二胡独奏的反复诠释，我似乎真正听懂了悲怆的含义。许老师精湛的二胡演奏水平早已炉火纯青，在少年眼里甚至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却不带丝毫的世俗油滑之气。
有幸和这些富有才华的老师们相处相伴，无形之中受到了文化艺术氛围的薰陶和点化。寓教于乐，成为中规中矩课堂教育以外的艺术大餐。
前排左一为我的班主任王莲英老师。后排右一为李德麟老师，右二为许金贤老师。其余为杭州师范学校实习生。
寻找烈日下奔跑的快乐
小学三下年级，我们班来了个代课的男老师，他叫童明德（音）。这个童老师也是瘦瘦的高个子，差不多和许金贤老师一样高。童老师脸上常带着温和的笑容，他上的课是除语文数学以外的一些辅课。小学生个个鬼精明，因为有温和笑容，因为他的性格和善，就有了学生欺软怕硬的区别对待。课堂纪律自然大不如其他任课老师。其时我的调皮捣蛋也进入嚣张时期。课堂上常与左右同学讲话，多次批评不改。童老师命令我站起来，说若再不改，每说一句扣一分。我立即大声回应他道，可惜我这句话永远是没有句号的……话音刚落，立即引来哄堂大笑。童老师挥舞教鞭敲击黑板，气得面孔铁青。从此以后，童老师对我要求更加严格。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童老师布置常识课的回家作业，我粗心抄错一词，被红笔打了个大叉。第二天发还作业本，里面童老师用朱笔批曰：订正再抄二十遍。课间拿到本子我也不生气，立即拿起铅笔，毫不犹豫在“再抄二十遍”的下面，写下愤怒的四个大字“没有功夫”，然后迅速交回作业本。我静等童老师厉声训斥，或是叫我去办公室谈话。然而这次，我估计错了，童老师没有任何反应，更不要说有什么严厉的训话。他好像彻底忘记此事，平平静静，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后来听说，办公室老师们一个个传看我的“亲笔”。当看到“没有功夫”四个大字赫然在目，老师们个个忍俊不禁。
没有结果就是最好的结果。任何时候，任何事情，恰到好处的戛然而止，一定是需要智慧的。“南山二小”的老师们，绝对具有不同一般的水平。
童老师其实是一个认真尽责的好老师，对学生的关心无微不至。只是那个年龄段的男孩子很会来事，时不时总要来点不甘寂寞的不同凡响。过了那个年龄段自然就安静了。后来也确实如此，到了高年级，我收心不再调皮。心无旁骛一心读书，渐渐成为认真学习的好学生。
到了八月底暑假已近尾声，新学期就要开始了。那天中午，童老师忽然来到学校，他是回学校来取个人物品的。童老师远远看见我，招手叫我过去。他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脸上的笑容比平时更加亲切。他告诉我说，童老师要去新学校，下个学期不能给你们上课了。说罢，他拉着我的手摇了摇又说，你读书聪明，只要不调皮，一定可以做个优秀学生。童老师还仔细告诉我，他去的穆兴回族小学在什么地方，以后大起来可以去看他。我认真点点头，没有说话。
远处不断有人经过，有人投来注视的目光。刹那间，那种依依不舍的感觉，一下子涌了上来。
童老师跨上自行车，沿甬道向大操场驶去。车后的镀铬书包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自行车轮胎碾过操场的砂砾路面，只听得沙沙的摩擦声。望着童老师渐远的背影，我忽然间想起了什么。一边大声呼喊童老师，一边奋不顾身的在烈日下奔跑向前。边跑边喊，气喘吁吁。汗水很快渗透了薄薄的短袖汗衫。校工陈伯伯从传达室窗口探出身来，惊愕地望着我们。
骄阳似火的操场中央，我终于追上了下车等我的童老师。你有什么事？童老师扶住车子惊讶地问道。太阳光很刺眼，我眯着眼大声说，我还有个要求你一定要答应我。童老师点点头，我先答应你，你说吧。我仰起头说，你带我在操场上骑上十圈可以吗？童老师听了卟哧一笑，他什么也没说，弯下腰，抱起我坐上了自行车的横杠。
师生二人亲密无间，合骑一辆自行车，在正午灼热的阳光下，围着大操场，绕了一圈又一圈。童老师均匀的呼气，不时掠过我的发梢。操场上种满月季和凤仙花的墙角，周而复始地从眼前快速掠过，我出现了只有在荡秋千时才有的轻微眩晕。我向前伸出双手，让呼呼的热风从指缝中快速流过。那一刻，我乐不可支，兴奋莫名。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早已忘记了烈日之下的告别。
很多年后，知道童老师和听闻这段逸事的妹妹曾经问我，你们真的骑满了十圈？我正色道，难道你以为没有吗？其实妹妹问得很对，我们没有骑到十圈。那天太阳象火球一样悬在头顶，脸上汗水涔涔如断线珍珠往下落。童老师呼吸渐渐粗重，但任凭汗水滑落，他仍是不停地带我骑行。骑到第六圈，我扳住了童老师的手果断叫停了，因为我突然觉得十圈太过了。不能让童老师再为我在毒日下挥汗如雨，这就是我当时心里的唯一念头。
童老师挥挥手终于走了，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一对师生曾经在烈日下奔跑和骑行，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惜別，在当年的校园里应是绝无仅有。一幅永存于心中的温馨画面，它所表达的全部细节与欢乐，足夠我细细咀嚼回味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