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留学的普及，文化、文学与跨语际的书写之间的联系变强，而这些文字也更多地进入到普通读者的视野。但将时光回溯，蒋彝、陈西滢、熊式一、林语堂等早期最具代表性的跨语际写作者的文字与事迹却一度遗落在岁月的流水之中。
日前，由东方出版中心创办的“东方读书会”举行了主题为“中英之间：跨语际文艺实践——从《蒋彝和他的文友》说起”读书交流活动。上海文史馆馆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语文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倪文尖，复旦大学教授、知名书评人马凌，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王宇平，与读者们相聚在中版书房并进行了对谈。四位嘉宾围绕着“如何与蒋彝相遇”“如何理解蒋彝的笔名‘仲雅’”“如何看待蒋彝的文友圈”三个主线问题展开，开启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文学思想碰撞。他们以《蒋彝和他的文友：旅英华人的艺术创作与社会交往（1930-1950）》《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熊式一：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为锚点，从文学、史料研究、新闻、传播学等不同视角，穿越时光与历史的碎片，重回历史现场，观摩这些双语作家们的创作与生活，重新认识他们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以下文字根据嘉宾发言内容整理，以飨读者。
读书会现场
如何与蒋彝相遇
王宇平：今天我们的话题从《蒋彝和他的文友》这本书开始，我们就先说蒋彝。为什么要关注蒋彝？我想有请嘉宾老师来谈一谈蒋彝跟你是怎么相遇的，你是关注到他什么方面，让你觉得有兴趣、值得思考的？
陈子善：刚才主持人讲，我怎么跟蒋彝相遇，我没有见过蒋彝，所谓“相遇”就是说通过他的作品、他留下的文字，我们跟他相遇。怎么相遇？偶然的机会，看到一本书，他原来用英文写的，后来翻成中文叫《中国书法》。我觉得这个人在海外介绍中国文化比较早，而且介绍的是书法，外国人是不懂中文的，书法的美怎么体现？用什么方式来介绍？我们现在知道很多国内的书法家、研究书法的都承认这本书的历史价值。所以我当时就是这样“相遇”的。
再往下“见到”蒋彝，就是在英国——这个“见到”当然要打引号。本世纪初我去剑桥大学做一个学术访问，那是夏天放假，我住的地方没有人，从住的地方去大学的办公室（就在剑桥大学的图书馆里面），要一个人穿过一条栽满古树的通道。在图书馆里面，我找到了一本小书——后来我自己也得到了这本书——《蒋仲雅诗》，开本很小，是线装本，《蒋彝和他的文友》这本书的注释中也有研究者引用过这本《蒋仲雅诗》。这本书没有页码。因为线装本，我一下子就被里面的旧体诗吸引。他写的是七绝七律，主要是七绝，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写了一篇短文，介绍蒋彝的这本诗集，收在我的一本书里，叫《发现的愉悦》。
这是在英国跟蒋彝相遇。再往下跟蒋彝相遇实际上是通过了熊式一的媒介。1980年代，我给香港的一个杂志《香港文学》写稿——这个杂志现在还在继续出版。我当时突然发现《香港文学》有个作者熊式一在写蒋彝的回忆录，看到他的翻译，我觉得很吸引人，因为他所回忆的事情我们觉得很遥远，他在英国的时候还年轻，所以我就记住了他的这本回忆录。到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北京的海豚出版社又要出版一套海豚文库，里面分了好几个系列，其中有一个系列是红色系列，封面是粉红色的，让我来负责。我定下一个原则，至今认为是很了不起的，就是专门出版长期以来没有出版过的书籍，尤其是1949年以来被我们忽视的那些文学家、艺术家的作品。我就想到了熊式一，这些年这个名字已经几乎被遗忘了，我就编了他的一本回忆录叫《八十回忆》，从此开始了跟熊式一的关系。接下来北京有一家出版社叫外研社，主动找上我说他们要出版熊式一的长篇小说《天桥》（受到高度评价，陈寅恪那个时候眼睛已经不行了，还听人家读给他听），让我给他写了一个前言。这是跟熊式一的关系。也就是因为这个关系，远在美国的蒋彝研究专家，也是熊式一的研究专家郑达先生跟我联系。刚才倪老师问我，你怎么认识郑达的？我说我到现在没有跟郑达先生见过面，我们就微信联系，接下来他要出一本关于熊式一的书，又让我给他写序。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有一点必须要引起我们的关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和文化史上，有一批双语作家，不仅中文可以，英文也不错，甚至很好。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蒋彝的很多英文著作是有人帮他润色的，这没关系，毕竟有他那么多英文作品在，不断有人润色，老师跟学生润色都很正常，合作者润色也很正常。
林语堂、熊式一、蒋彝都成为英语世界里的中国人，用英文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情感，赢得了英语读者的肯定，这不容易。法语世界还有一个盛成，他写了一本书叫《我的母亲》，在法国很轰动，我和盛成在北京见过面。这一批双语作家的贡献，他们的人生道路、写作道路、创作道路，我们现在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包括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都值得我们研究者来深入探讨。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所起的作用可能会越来越被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蒋彝和他的文友》这本书非常有意思。
蒋彝比较有意思的是，他的创作面很宽，儿童文学他也写，但是我们今天讲儿童文学不会提到蒋彝，因为他是用英文写的，不是用中文写的。这给我们一个挑战，就是中国人用英文写的儿童文学作品，儿童文学史上怎么给他安顿，包括蒋彝的这些话题，你怎么给他安顿，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中文文学史，没有（双语作家）这一块。
蒋彝的画风也很特别，我没有看到第二个像他这样风格的，他自成一家，国画不像国画，油画不像油画。蒋彝1975年秋天回到中国的时候送给老朋友叶君健一本《三藩市画记》。大家可能知道叶君健是著名的儿童文学翻译家，《安徒生童话》就是他翻译的，但叶君健不仅仅是翻译，他在英国的时候也写小说，有很多作品，我们现在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叶君健这方面的贡献都被忽略。
萧乾还曾送给蒋彝一本《千弦琴》，大概是他在英国出版的最后一本书，用英文写作，1944年出版，马上抗战胜利了，他介绍中国的作家、中国的文化。这是萧乾在英国送给蒋彝的，“仲雅老哥教正，乾弟1945年秋于伦敦”。这个事情也比较少见。
因为从《蒋彝和他的文友》说起，我就把他们直观的、比较密切的关系，通过这三本书体现出来。
《蒋彝和他的文友：旅英华人的艺术创作与社会交往（1930-1950）》，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10月版
马凌：先谈如何跟蒋彝相遇，其实有两个事情，一个是我在新闻学院当老师，复旦新闻学院有广告系，我过去也讲过广告史，在193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翻译，当时可口可乐不叫“可口可乐”，而是“蝌蝌啃蜡”，你想它肯定卖不出去，然后有人把它改成了“可口可乐”，这个人就是蒋彝。
第二个相遇，我也是去过牛津和剑桥进行短期访学。在牛津的时候有好多明信片可以买，其中有一款封面上画的是牛津的街景，它其实是伦敦的（一个）地方，有一辆红色的双层公交车，因为每到夏天有好多中国的留学生和学者去短期访问，（店主）其实是看好了这个市场，专门介绍说这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画家画的。当时其实我不太知道蒋彝是谁，但这两个事情之后开始有所关注，特别看到了陈子善老师编的一系列书出来之后就开始了解蒋彝。
其实目前国内关于蒋彝，陈老师做的贡献特别大，再就是美国的教授郑达，也是我们这本书其中的一个作者，他写了一些很重要的文献。包括熊式一为什么在国内火起来，除了陈老师的鼎力相助，我觉得郑达教授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他在上海还读过书，在美国是教授。他关注并为这两个人物各自写了一本传记，一本是《西行画记——蒋彝传》，一本是《熊式一：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他找到了大量的材料来写。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去英国旅行的时候会看到名人古迹、名人故居有一个蓝牌子，其实在牛津这个地方，包括伦敦整个大地区，只有三个中国人有这样的蓝牌子，第一个是老舍，第二个是孙中山，第三个就是蒋彝。这块牌子2019年能够挂出来，跟郑达教授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他组织了一批学者来进行研究，包括我们今天讨论的这本书其实就是2019年那次挂牌子研讨会的副产品。我是做艺术史的，稍微也讲图像学，我就特别感慨，英国美术史上几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赫伯特里德、贡布里希、柯律格，现在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都夸过蒋彝。甚至柯律格在一本书上还写了整整一篇文章来介绍蒋彝是非常难得的。我没有看到第二个中国艺术家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并不是说他的水平到了这个程度，在他朋友圈（徐悲鸿等也是他的朋友）看来，也就是业余爱好者的水平，但他确实运气好，他通过这样的方式介绍了中国历史。
我最后再补一点，前几年我带的博士生做博士论文，他很想做中国的海外展览，文物展和海外画展。第一个展览已经有很成熟的研究了，出了很多本书。在1935和1936年的时候，故宫的文物因为当时日本入侵，在故宫不安全，不停地在转移南下，包括到了上海。原本故宫文物从来没有被人看见过，也是借这个机会有很多大家就看到了，比如说王季迁，他当时很年轻，参与了在上海的整理故宫文物的过程。这批文物当时也是为了保全它们，准备送到海外去展览，英国派了军舰来接这批文物。1935-1936年，在英国皇家美术馆的威灵顿展厅展了一年多，42万人参观。这是一件大事。注意哦，1935年12月份展览开展，11月份的时候蒋彝出了他的《中国之眼》，就是在介绍中国艺术，真的是运气好。当时整个展览期间只出了一些简单的图录，没有详细的解释。大展的海报是谁画的？林徽因画的，相当轰动。总之大展一年多的时间，可能就带动了蒋彝的《中国之眼》的畅销，本来他的书跟大展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恰巧他就补了缺，介绍中国书画。当我看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就深深感慨，这人真的是太幸运了。但同样的，我们如果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讲，就要看传播效果，不管谁是传者，是怎么传的，关键看效果，它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一版再版到现在成为经典的作品。
这是我和蒋彝的缘分。
倪文尖：前面两位老师对史料或者材料的掌握，确实是让我非常的惊叹。我和蒋彝的相遇很有意思，严格来说不是相遇，是听说。我这个人有一个优点是不怕露拙，好多应该知道的我不知道，我还敢于说我不知道。
我是2008年在新加坡同时听说蒋彝和熊式一的。当时我们去新加坡的博物馆，那次正好有一个徐悲鸿的展，我记得有好多非常好的展品，包括《愚公移山》，因为徐悲鸿在南洋到过新加坡。在看徐悲鸿的展的时候，朋友就提到了蒋彝，他说我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因为好歹我那时候也是博士，大学也教书一些年了，就觉得我怎么不知道。我觉得不知道的事情是永远要大于知道，所以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但是今天来了我们都知道了。
因为新加坡这个区域就比较了解熊式一、蒋彝这些人，他们大概给我普及了一下，我基本上有点明白了。
《熊式一：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8月版
如何理解蒋彝的笔名“仲雅”
王宇平：接下来我想还是先聚焦讲一下，因为刚刚谈到了中西之间的艺术交流、中西之间的跨语际的文艺实践，其实有一个东西特别值得关注，蒋彝的名字叫“仲雅”，但是蒋彝会把“雅”写成“哑”。今天我们讨论的又是跨语际的文艺实践，“雅”怎么又跨语际了？我觉得这还是很有意思的。“雅”跟它的时代语境、跟它的文化语境构成了某种张力，所以怎么样去深度讨论实践当中的“雅”是一种身份立场，还是一个隐喻？
陈子善：“哑行者”怎么理解？行者，行者武松，随乎语言，但是蒋彝加了一个“哑”字。关于“哑”，书里面有解释，说出来我的理解也许跟书里不一定一样，我谈我个人理解。因为刚才您好像也谈到了，蒋彝一开始英文不是很好，需要有人给他润色，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英语世界中，他有点像哑巴一样，像我到了英国实际上也是“哑行者”，只不过蒋彝把它挑明，把它说出来。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为什么蒋彝的书都有图？他也考虑到如果单单用英文给英语世界的读者讲中文世界的事情，他们可能不明白，所以蒋彝就画一些插图出来给大家来看。刚才讲“可口可乐”，还有一个也不得了，最早画我们国宝熊猫的亚裔是蒋彝。英国人当时是看不到熊猫的，国内也看不到，那时候在上海也看不到熊猫。他不断地画熊猫，英国的孩子们看得很开心，可能这个人一辈子就看着蒋彝画的熊猫离开人世了。所以图画在我们人生当中的作用非常之大，蒋彝后来形成一个习惯，他出书必要有画，必须要有图，这就让我进一步想到我们中国文化人的一个悠久的传统，所谓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我们不往远的说，从近现代来说，鲁迅也会画画，很多书的封面都是他自己设计的，《朝花夕拾》里他也画插画。实际上一个作家会画图是占了很多便宜。《繁花》刚出版的时候是没图的，现在都有图了，我说这个很好，很多插图引起大家进一步阅读的兴趣，很多画家都会自己给自己画插图，而不是请人来画图画插图，所以现在有一个趋势，谁要当作家也要会画图，创意写作不教画图是不对的。
倪文尖：我很喜欢马凌老师的坦率，说实话蒋彝还真是命好，他其实最初学的是化学——当然了，当年能考取东南大学的化学系也不容易。蒋彝机遇好，但我觉得这个人还是有异禀的，异禀就是聪明，聪明就叫异禀。聪明人很多，蒋彝的聪明是能够把聪明用在刀口上面，就是时机的把握特别好。
我为什么说这个人很聪明？刚刚我们看到他的字原来叫“仲雅”，他的样子也是这样，很儒雅，这是他非常基本的气质，我觉得这个气质对他的成功是非常管用的。然后他去了英国，又取了一个名字“重哑”。这个名字实话说让我是很佩服的，觉得能够取出这样的笔名给自己很绝，“仲雅”在中文世界非常好，但是到英文世界改成了“重哑”，这绝对是一个聪明人。
我觉得，“哑”有陈老师说的非常重要的含义，他到了一个非母语的环境、陌生的世界，其实没办法开口，说不了什么，同时五官都是通的，他其实是只能够通过他的眼睛来看。然后，蒋彝碰到刚刚说的大展览。更重要的，我觉得在当时英国的知识圈其实出现了对中国了解的需求或者潮流。我们今天讲“之间”，一方面是讲跨语际的实践，另外一方面因为中间的“间”，其实又有间隔、不理解。蒋彝和熊式一在书里也写，会在路上碰到一些国外的小孩子，看到中国人或者说黄皮肤的面孔就会骂。我为什么说蒋彝的儒雅气质起了作用，我是觉得他采取的应对方式和他儒雅的底色特别相关，又和他的智慧相关。蒋彝身上有他原来的儒雅结合了英语世界特别看重的一个品质——幽默。面对国外的普通人，他采取的姿态，首先把自己摆得很低，是一个哑巴，是一个“重哑”者，同时他也是个行者，是一个观察者。
马凌：两位老师关于“哑”都有了理解，我就再补一点点细节。蒋彝的英文曾经烂到什么程度，他到伦敦的时候只会五个英文单词，所以当时需要在衣襟上别一个小卡片，英文写着“送我回旅馆”，下面是旅馆的地址。当然他非常发奋，找各种补习机会，让房东太太替他补习，去公园当中跟小孩交流，拼命提升自己英文的水平。他第一本书、第二本书绝对是经过润色，但是再往后你想想能在哥大做终身教授，肯定是英文好起来了，这个不用说。
他这个“哑”我觉得有一层意思，跟我们现在看《繁花》的“不响”是一样的。他故意不说，难以处理的，就不响了，就装哑了，装聋作哑的哑。一方面是保护自己，另外一方面，刚才倪老师等所说的，他在英国当时有一点敌意的社会中，运用到英国式的自嘲和幽默，就不直接跟你发生冲突。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我们会看到，所有在英国的华人都挺不容易的，他们一定要跟英国的各界保持交往。后来蒋彝的儿子去英国投奔他的时候，他就要求他的孩子不要去唐人街，什么意思？他认为，你一旦跟唐人交往了，可能就会一直在汉语世界当中，上不去了。所以，他一直要求他的孩子不跟华人交往，直接跟英国人甚至有点身份的英国人交往，来提升他的社会地位。我们听着可能觉得很势利，但其实英国民族本身就有一种很势利的社会文化在里面。所以，蒋彝当时的交往——参与大量的集会、聚会，到上面去发表演说——都经过精心准备，而且从来都穿一件中式的长衫。我觉得，长衫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符号。其实，当时上海的知识分子的洋化程度已经达到极致了。他从上海走，可能就是穿着西装的，但是到了英国，却换上中国式的长衫，一方面显示他的文化自信，另外一方面也是英国当时对华人文化有要求，他需要你穿长衫。所以是双向的。
英国当时的社交氛围和文化氛围确实还是蛮开放的。二战之后，英国的日不落帝国就永远完了，在此之前是最后的帝国夕阳时段，还是相当美好的，即便民间对于中国文化是有反感的，但英国的上层，包括当时的玛丽皇后等等，都对中国文化很有好感。所以回到我的话题，“哑”有的时候是“不响”，他难处理的时候就不说了。后来蒋彝的英文水平肯定是好起来了，我们看他的若干画记就能够看得出来。
如何看待蒋彝的文友圈
王宇平：谢谢三位老师对“哑行者”的“哑”在跨语际文艺实践当中的意义的阐释。刚刚说到蒋彝，尤其是马凌老师带我们一起聆听蒋彝人生命运的声音。我想蒋彝还有一个特点，因为这本书叫《蒋彝和他的文友》，蒋彝到了英国之后，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圈子。在这个圈子里，刚才各位老师其实多少都提到了，包括叶君健、萧乾，还有革命烈士王礼锡，包括1943年到（英）的陈西滢等等。2022年，东方出版中心出的《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里头记录了大量蒋彝和熊式一、陈西滢的日常交往，大家也可以去读一读。
我们的话题就回到这样一个朋友圈，回到《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熊式一的传记、《蒋彝和他的文友》，以及另一本书《中文打字机》——其实提到的是另外一位双语作家林语堂，他也是一个跨语际实践的重要的双语作家——连起来去考虑这样一群人，这样一个小圈子，我不知道大家有一些什么样有趣的发现？还有一些什么话要说？
陈子善：我们读《蒋彝和他的文友》，都是学者从各个不同的层面写的文章，他跟哪些人交往，他给芭蕾舞画舞台设计，我都不知道，蒋彝多才多艺。但是更直观、更具体的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陈西滢1940年代到了伦敦以后的日记，这就非常精彩，也很真实，可以满足我们的窥视心或者说好奇心。
刚刚我们讲了蒋彝的各种品行或者他的特色、个性，很有意思，但是我想要补充一点，通过陈西滢的日记可以看到蒋彝的另外一面——他的正直。做人应该要怎么样？陈西滢有一次跟蒋彝一起坐火车，蒋彝不断地讨论一个问题：熊式一有一件事情没有处理好，他批评熊式一。陈西滢直接记了下来。什么事情呢？《王宝钏》这个戏上演以后很叫好，但是后来因为形势不断变化，收益不是很高，蒋彝认为有很多人都参与工作，熊式一应该要顾及这些人，熊式一却觉得上映的版税你们还得要付，蒋彝就认为熊式一不太地道，不断地在跟陈西滢抱怨，说虽然是老朋友，但是他认为这个事情熊式一没处理好。这样的细节很有意思，因为有的时候老朋友、好朋友，可能对某一个问题的处理有不同的看法。当然，蒋彝也相信陈西滢，和他抱怨。诸如此类比较真实的反映。我们如果要读《蒋彝和他的文友》，《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的编者花了很大的功夫，做了很多注解。
《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12月版
马凌：我们讲朋友圈，其实现在如果在新闻学院求学，一定是要研究关系网络的，原来曾经叫作文人共同体、学术共同体、文化共同体，说白了就是刚才陈老师说的以饭桌为中心的朋友圈，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在一顿一顿的饭当中来加强这种交流。当然可能过去文人再添点茶叫作雅集，文人雅集。
其实在伦敦的朋友圈，一开始是挺艰难的。他们住的房子很小，熊式一、蒋彝还有王礼锡等等都是住在一起的，分租一个房间，大家挤在一起，可能太太们还一起做饭，是非常紧密的一种交集。后来熊式一因为《王宝钏》那个剧连演900场，在牛津搞了很大的一个房子，这里其实成为当时所有去英国交流的这些人物的交流中心，就像一个俱乐部一样，天天都是高朋满座，每天都是人来人往。研究过香奈儿的客厅，我就会发现，其实围绕一个客厅、一个俱乐部，几乎能够把当时的文人不能说一网打尽，但是80%肯定是有的，不来的就是他的敌人。这是在互联网兴起之前，传统的人际交流当中很常见的景象。
朋友圈之间是互相帮助的，一开始，蒋彝的书，是熊式一给他推荐的出版商；熊式一出自己的《王宝钏》剧本，请了徐悲鸿跟蒋彝同时给他作画，这都是互相的帮忙。
但是朋友圈也有一个问题，势必会发生一些内部的误会，产生利益之争，可能最后就反目成仇。所以，蒋彝跟熊式一后来彼此也没有太满意。
所以，文友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没有人是自己孤单成功的，从来没有过，一定是有朋友在一起。朋友能不能一起走得很长远，那是另外的话题。近几年来，西方大量的著作，凡是研究知识分子都不会只研究这一个人，都是研究一个小团体，研究他的朋友圈跟他的交往。如果大家有所谓窥视欲、好奇心的话会更吸引人。
倪文尖：有一个词很好，他们因为在异国他乡其实是“抱团取暖”的，这是多赢的一个格局，所以这一点其实是非常的重要。你看熊式一这个人蛮好玩的，很有个性，其实个子很矮。我觉得这个人是特别的热情好客，你看书里面写梅兰芳、徐悲鸿都在他们家的卧室住过，有一个房间就是客房。
书里面有一个概念好像很深奥，这个概念叫作“种族表现的生产机制”，这也成为这本书第二部分的标题。所谓种族表现的生产机制，事实上和朋友圈也是有关系的。说得难听一点，这些人都是聪明人，聪明人还是有生存策略，一方面是有才，另外一方面抱团取暖在他们最初是非常的必要，是一种相互的帮衬。说白了，在英国当时其实无论是传媒还是公众能够给予中国人的关注或者用一个词叫“曝光率”，是有限的。回到正题，文人之间其实钱是一件事情，名也是一件事情，又是在异国他乡，还牵涉到大局上来讲是乱世，得抓住有限的机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些文人之间也有竞争的关系。如果大家对《蒋彝和他的文友》这本书有兴趣，看到这，你不要被这样的概念吓过去，因为看了之后我就知道了，原来说了这样一个事，这个事又和我们现在的人际交往有关，提供了一些普通读者应该有的人生智慧。当然，首先你得学会刻苦。
陈子善：我要补充一点，当时在伦敦的这一批华人（圈）的文化人，他们个人有不同的追求，这一点很重要。倪老师讲得很对，他们都有才华，都是聪明人，但是他们的追求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蒋彝跟熊式一到英国以后不久就成功了，所以他们并没有明显地表示出要回归故土，他在英国待得很好，收入很高。其他人就不一样了，萧乾他本来就是《大公报》驻英国的记者，他有任务，有工作的，所以抗战一胜利就回来了。王礼锡去英国是避难的，他在上海受到迫害，要缓解，到英国去待一段时间，他是爱国的，感情很强烈，抗战一爆发他马上就回国了，投入抗战。每个人的追求、想法、抱负都是不一样的。抱团，当然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会抱团，时间长了以后肯定要各奔东西，不可能一直待在英国互相帮衬着。在《蒋彝和他的文友》里面就谈到，在英国，后来他们怎么走上不同的道路。
王宇平：谢谢陈老师发言，是真的越看越明细节，越谈越有趣。刚刚你们俩小小的交锋一下，感觉蒋彝和他背后的朋友圈也跟着你们的交锋活了起来。所以，其实刚才我觉得倪老师还是在用行为做某种类比。最后，我想到倪老师在大三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不要忘了林语堂》，我就想用这个句式来做我们今天三位嘉宾谈话的收尾。今天，蒋彝已经回到了我们的视野里，还有其他一些双语作家，比如林语堂、陈老师开始提到的盛成，以及叶君健、萧乾、王礼锡。如果我们套用这样一个句式来收尾，想请三位老师谈一谈，我们还不要忘了谁，或者说不要忘了哪一群人？
倪文尖：我“不要忘了”后面填空做不出来。其实回看那个时候写《不要忘了林语堂》是比较粗浅的，和今天的境界不一样，那时候是1988年，子善老师真的是我的老师，我们都是学现当代文学的。1980年代后期，我们学科有一个外挂的“台港海外文学”，当年我还不知道蒋彝、熊式一，但是林语堂因为非常重要，跟鲁迅又有合作，鲁迅也对他有批评，我是很偶然地看到了后来拍成电视剧的《京华烟云》这篇小说。我当时是在两个语境下写这篇文章，一个就是把所谓的台港海外文学如何纳入到我们的学科；第二个，我觉得在所谓知识分子的人生姿态上面，林语堂和鲁迅是两种不同的典型。但坦率地讲，因为那是1980年代——当然在今天我仍然还是觉得更尊崇鲁迅。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生活境遇，有不同的抱负，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偶然性，我当时做文章很容易地把它抽象为两种人格类型，其实真不是这样的，我们过日子也不是这样的，我们做人也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蒋彝也罢，熊式一也罢，可能未必要用台港海外这样一个概念来限定，但另外一方面，实话说我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同的民族之间好像还是有大量的误解。或者说，也不是误解，其实是能够理解，但装作像刚刚马老师说的“不响”，大家装聋作哑，可能背后还是有一种利益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蒋彝的态度（很不错），包括林语堂。
《中文打字机》这本书还蛮好玩的，看了之后我发现，可能林语堂这辈子重要的还真是打字机的发明。《中文打字机》的开头，我觉得写得特别好，他从2008年奥运会讲起，其实是凸显了中国在全球处境中的特殊性。大家都知道奥运会入场式是按照字母排序的，但是按什么样的字母来，不同的国家可以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可是中文是没有字母的。这要比别的很多强调所谓中国的特殊性要有意思多了。所以，如果要我说不要忘了什么，我觉得可能是不要忘了：这个世界既是已经全球化了，另外一方面人和人之间的理解其实又不是那么容易，当然也不宜过分偏激，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蒋彝的方式是一种有智慧的方式。
《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2023年1月版
陈子善：是这样的，当年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成就了蒋彝、熊式一、林语堂等伟大的双语写作的作家。改革开放以后，也不断有出去的作家，在英文写作上有不同的成就，但是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到了国外，有人还是仍然坚持中文写作。世界华人文学现在专门有人在研究，有专门的刊物等，像蒋彝、林语堂、熊式一这样用双语写作的，在这个范畴里面，我们怎么来看待，肯定是需要进一步来讨论。倪老师从蒋彝的人生态度上面做了很大的肯定，我觉得除了人生态度之外，他所取得的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也值得我们借鉴，但我们今天机械地搬运可能达不到这样的效果。所以，这本书给很多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感受。
马凌：题目是“不要忘了”，我也是通过看这几本书，突然发现在国内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当中，我们可能真的是忽略了这样一种双语的实践，比如说关于萧乾在英国的这段新闻工作，其实《萧乾全集》早就出版，但是关于他英文的写作基本上没有。从萧乾出发，我们会发现熊式一、蒋彝都为BBC工作过，抗日战争时期，BBC的国际广播有多种语种、也能在四处延展的人才，所以蒋彝去不了的时候就推荐熊式一等等去替他。这些都是过去国内忽略掉的东西，都值得我们把它重新挖掘一下。还有大量目前在国外工作的记者，其实他们也是双语实践，有很多默默无闻地在做文化沟通的工作，都值得去挖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