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产业招商，国资出手了！
数据显示，2019~2023年，在全国范围内，国资直接投资了12852家企业，金额高达15868.49亿元。
同一时间周期，有38279家企业获得股权投资，累计融资总金额达62697.43亿元。
两个现象结合起来，就相当于，每3家企业中，就有1家得到国资的直接支持；在所有融资额中，每100元里，就有25元出自国资之手。
国资的“大手笔”都投向何处？背后的投资逻辑是什么？地方招商如何借势发力？
本文就以上几个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国资出手 聚焦四大领域
从投中研究院发布的《2019-2023年国资平台分析报告》，可以一窥国资投资的现状与趋势。
先说一个前提，本文分析讨论的国资投资情况，仅针对企业融资，不包含并购、新股发行部分。
报告显示，在2009~2023年期间，全国已有23014家国资主体活跃在投资市场。具体投资的企业数量和金额，前文已有介绍，这里不过多赘述。
直接进入正题，这些国资都投向了哪些领域？
总体来看，电子信息、医疗健康两大领域获投最多；先进制造、能源和汽车交通持续增长。
先来看看电子信息产业，这一领域涵盖了半导体、人工智能、软件和硬件等多个细分行业。
过去5年里，电子信息稳居第一，投资占比一直保持在30%以上。特别是在2022年，电子信息的投资占比，达到了36.53%，可见全体国资对这一领域的关注。
紧随其后的是医疗健康，虽然投资占比在15%-19%之间波动，但依旧是国资投资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是，2019年科创板开放，允许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挂牌上市，再加上疫情的催化，生物医药的投资热情被进一步点燃。
可以看到，不少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都将医疗健康列为本地重点产业发展之一。
除了这两大领域，先进制造业增长趋势也不错。
从2019年的8.08%，增长至2023年的12.52%，先进制造的投资占比持续提升。特别是，聚焦在与先进制造密切相关的新能源和汽车交通两大领域。
这揭示了一个趋势：国资对于制造业的青睐，日益加深。
这一点，在各大城市发布的产能扩建项目情况中，有所体现。比如，京东方的面板项目落地成都，奇瑞汽车的产能基地选址青岛，都牵动着对制造业龙头和相关产业链公司的投资。
以上是全国的视角。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到，各省市国资的具体投资动态上。
整体来看，电子信息依然是所有省市投资最为集中的领域。
以上海为例，当地国资直接投资了491家电子信息公司。这一数字，是医疗健康的两倍之多（该领域为223家），总金额是医疗健康的3.6倍。
同样，北京在电子信息领域的投资也比较可观，共投资了417家公司，总金额也远超位列其后的医疗健康产业。
关于产业这一块，福建省有不一样的投资动向：
在能源矿业领域，投资金额最多。这或许，与宁德时代、厦钨新能源、紫金矿业等能源/矿业巨头位居福建有关。
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上下游产业链向福建聚集，而福建国资正是背后的资本推手。
资本招商 三大关键点
《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后，过去那种单纯拼政策的招商模式，已经行不通了。资本招商，或许是当下的一个新出路。
这种投资与招商结合的模式，可以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效应，让更多资金精准投向产业转型、撬动双招双引。
投资的难处，是如何发掘有潜力的的项目；而招商的难处，则是如何找到好的企业。
资本招商想要真正发挥投促引的作用，需要先解决“投什么”“谁来投”“怎么投”的问题。
先来看“投什么”的问题。
大城市科技资源、人才资源高度集中，能够为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提供要素支撑。这些城市，应把招商重心放在高新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以及本地产业链的延链、补链上。
而小城市由于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区域限制等因素，并不具备发展高新技术的优势。
所以，在招商过程中，需要更加务实一些，挑选几个关键技术环节，将这些技术融入本地传统产业中，实现技术与市场需求完美结合，推动原有产业转型升级。
更重要的一点，地方政府应把重点放在行业前景好、市场潜力大、技术路线已相对成熟的成长期企业上。
这类企业，处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资金需求较大；而且，由于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在资本的助力下，成功概率会大幅增加。对政府而言，投资这样的企业，能够降低风险。
再来看“谁来投”的问题。
资金来源上，政府资本无疑是重要推手，但单纯依赖政府资金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引入市场化子基金，形成政府与市场共同参与的格局。
但有个现实问题，政府资本与社会资本，在投资逻辑上存在差异。
政府往往将重心放在产业的孵化和壮大上，一笔钱投下去可以不赚，能够把产业做起来即可。
但社会资本的目的是盈利，比较看重短期的投资回报。对于不赚钱的项目，哪怕战略意义再大，可能也不愿意投。
这种盈利诉求上的矛盾，容易让双方陷入博弈中——政府看中的项目，社会资本不愿投，社会资本想投的，又被政府否决。
怎么化解这些矛盾呢？可以尝试着从4个方面入手。
? 建立优先劣后机制
在这个机制下，政府资本处于优先地位，并主动向社会资本让利。这样，政府资本承担的风险更小，社会资本收益也能得到保障。
? 设置容错机制
对于因客观原因导致的投资失败，不应过分苛责。
毕竟，同时满足政府对企业投资额要求和市场化投资的收益期望，本身难度就不小。若没有容错机制保障，就容易出现不敢投、不愿投的现象。
? 做好机制设计
政府需牢牢把握投资的决策权，倘若全权交给投资公司，那么投资的方向，可能受市场资金偏好的影响，偏离地方招商发展的初衷。
? 设定合理的投资比例
对于不同行业和地域，应设定一定的比例限制，以此引导资本更多地流向那些急需资金的领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最后就是解决“怎么投”的问题。
需要有个明确的计划，比如，打算用几年投来完成投资？每年要大概投多少个项目？按照这个节奏，做好调研，挑出那些真正值得投的好项目。
如果没有规划就盲目行动，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开始投的太快，后面看到好项目却没钱投；或者一开始过于谨慎，只投了一点点项目，到最后一年慌忙找项目投钱，错失好的招商机会。
通过科学规划，能够把握招商的节奏和力度，尽量让每一笔钱都花在刀刃上。
以投促引 项目如何落地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地方政府在创投市场中的参与度越来越高。
据清科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底，政府引导基金的数量已突破2000大关。
地方政府，已然成为创投市场主要的资金来源。同时，大部分的投资机构，也与政府携手，成为招商的“最佳搭档”。
然而，资金雄厚并不意味着，项目就能轻松落地。
如何有效利用这些资源、提高落地成功率呢？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可行的路径。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合肥模式”和“深圳模式”。
合肥模式，坚持“以投带引”，依托三大国资平台，围绕投资全链条打造“引进团队—国资引领—项目落地—股权退出—循环发展”完整闭环。
深圳模式，多在企业陷入危机时介入，通过议价入股，帮助企业渡过难关，顺势将优质产业引入本地；同时，依托科技园区，拓展“空间+金融”服务链。
仔细分析这两种模式，会发现一个共同点：
都是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或者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无论是企业初创期、成长期，还是成熟期，都能得到相应的扶持。
这种全周期的服务体系，对地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需要深入了解产业。
只有真正懂产业，才能更准确地判断哪些项目具有潜力，哪些项目更值得投资。
比如，合肥的一线招商人，被要求具备全产业链知识。这正是为了确保每一个引入的项目，都能与当地的产业生态相契合。
其次，需要精通资本运作。
毕竟，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资本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
巧妙的资本运作，不仅能成功引来好项目，还能促成产业集群的形成，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发展。
当然，并不是每个地方，都具备合肥和深圳的条件和底蕴，想要简单复制他们的成功，并不容易。
对于那些在产业和资本方面，稍显不足的地方来说，更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条件，有针对性地参考和借鉴其中可行的做法。有时候，适当借助第三方机构的外部力量，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最后再总结一下。
在招商引资上，企业和项目投资是一项复杂的决策。
这需要我们，明确哪些领域值得投资，如何平衡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并制定科学的招商规划。只有做好每一步，才能让资本招商在地方产业和经济发展中，发挥最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