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18日，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陈子善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在上海图书馆东馆对谈，带领我们重返生气淋漓五四时代，与我们共同对话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
陈平原：我讲的主题为“为何以及如何与五四对话”。
我二十年前曾说过：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
这里做一个小小的辩证。中国学界一般容易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这两个词放在一起谈。广义来说可以放在一起，但是仔细斟酌是不一样的。若谈论新文化运动，尽可能往上走，从晚清说起；若辨析五四运动、五四精神或五四时代，则最好往下延伸，仔细倾听那些遥远的回声。往前追溯，从晚清说起，主要是史学研究；往后延伸，牵涉整个二十世纪，更侧重思想操练。或者说，谈论小五四（指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运动），重在考证与还原；研究大五四（指作为思想潮流的五四时代），关键在于阐释与介入。
我的“五四研究三书”，《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直接面对，《“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往前追溯，《未完的五四》往后延伸。之所以选择三种不同路径，基于五四话题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与现实性。这次北大出版社出的《未完的五四》是我几年前《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的增订版，做了比较多的调整，和学院派专业论述不一样，带有论战性质，单刀直入，谈我心目中的五四。而这个话题本身今天仍有意义。
陈平原著《未完的五四：历史现场和思想对话》
几年前《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出版，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做了一次专题讨论会，谈到一个话题：我们这代人有没有能力、有没有需要、有没有机缘不断地和五四对话。其实每代学者、每个学者都有自己内心压在纸背的心情，借助五四这个话题得以呈现。所以我才会说，把五四当成砥砺思想学问的磨刀石，不在于本身具体论述的对错，而在于借助这个话题可以展开很多深入的思考和讨论。
为何不断和五四对话？五四在研究近现代文学的人看来，毫无疑义是正面的话题，可是整个社会并不是这么考虑问题。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跟很多人辩论，很多大学校长觉得五四搞砸了，如果没有五四，五千年中华文明就不会断裂，甚至有些人故意把五四和二十世纪的激进运动联系起来。我们怎么看待传统，怎么看待中国文化的连续与断裂，怎么看待中国文化的创造性的转化，这些话题都是有挑战性。专业研究者要面对社会上的很多的挑战。
两三年前，北大开启了一个校友终身学习计划，第一讲选择我的《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我当时只是把课堂内容略微总结一下，面对全球的北大校友，做线上的讲座。后来学校说居然有三十六万人在听，估计也有校外的朋友在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甘琦一听，一定把这个重新做成一本书，所以我才做了这么大的调整，书名“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她觉得作为一般读者来说有点绕。其实那是上海社科联组织的专题会议的论文，我觉得写得不错，但是非专业的读者可能不容易接受，所以最后我们敲定书名为“未完的五四”：未完成、未完美、未完结、未完待续，这是我们心目中的五四。香港版的封面设计都往这个方向靠拢：想象中国是一台旧电脑，蕴涵巨大的思想资源，刚打开一点，有很多内存还没有打开，有思想之源，但是不见得能真正地接受和打开，我们的工作是让一代代人激活那个内存，让我们得以不断地跟五四进行对话。
五四的未完成、未完美、未完结、未完待续，大家会觉得不是特别好理解，我给大家讲几个故事，以便于大家理解，我心目中的五四为什么是这样子。
陈平原
我有一篇长篇文章《新文化运动的正面、侧面与背面》，其中关于思想史、文学史及教育史视野中的五四、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故事，只是在原有论述基础上深描，没有惊人之语。值得推荐的是关于林纾的性格、“两位不幸的北大学生”，以及“闯进瓷器店的大象”的部分。
对于非专业读者，如果想知道五四是什么样子，我做了一个最简单的减法，请你以这三篇文章为中心阅读思考：第一篇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谈德先生、赛先生；第二篇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大学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第三篇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三篇文章都发表于1919年，这三篇文章读进去，就知道思想、精神、文化层面的五四是什么样子。
所有谈北大的文章都会提到蔡先生的兼容并包。作为大学校长，主张兼容并包，并非放弃选择的权利，也不等于没有倾向性。学界普遍认定，正是蔡氏主校后的所作所为，直接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诞生。乐于传诵蔡氏容纳异己之雅量者，必须同时考虑其坚持原则时的倔强与不肯通融。有一个故事是辜鸿铭和林纾。这是蔡先生自己在文章中提到的。《觉醒年代》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辩证，让大家重新了解辜鸿铭，以前都是把辜鸿铭当作负面人物看待。但是有一个小小的细节，蔡先生1919年说，“我们不会因为他是提倡帝制就不聘他教英国诗歌”。第二年辜鸿铭却被解聘了，因为学生告状，谁告的？罗家伦，因为他在上英国诗歌，可是大部分时间在骂新文化，这不像教书的样子。
陈平原著《“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增订版）
所有学新文学的人都记得一件事，林纾写过《荆生》《妖梦》两篇小说，我想做一个补证。对林纾的研究最近十年二十年有拓展，包括他的心态、论文、长篇小说、其他的若干诗文写作。其中讲到林纾的性格以及游戏笔墨。因为谈新文化经常会提他为了反对新文化而写了《荆生》和《妖梦》，目的是动用军阀的力量扼杀新文化运动。因为林纾在北京教书时，有学生徐树铮成为军阀。这个论述在今天的五四运动史或者新文学的著作里会提到。我的解释是，这个说法子虚乌有，是新文化人的哀兵之计。
日后的研究者越说越实，把一篇子虚乌有的小说，说成了货真价实的战书。如果林纾有阴谋，不应该写小说，从北京寄到上海发表，动员别人采取军事行动，而应该是密谋。这必须回到林纾本人的性格，他自幼学剑，“少年里社目狂生，被酒时时带剑行”。再加上撰有记录闽中武林轶事的《技击余闻》，还有《剑腥录》中吹嘘邴仲光如何仗剑行侠，这“伟丈夫”实为林纾的自我期许。日后史家也懒得仔细追究，林纾“勾结军阀铲除异己”的罪名，就这样被派定。
一场大的思想文化运动，在其展开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这都很正常。日后某种声音占了上风，取得决定性胜利，不等于反对者就是敌人，或者“大逆不道”，是要唾弃的敌人。凡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参与对话的，不管立场左中右、声音高中低、力量大中小，都值得称道，都有特定历史地位。五四新文化人应感谢其论争对手，不管是林琴南、刘师培，还是胡先骕、梅光迪、章士钊，都是很有风度的正人君子，即便论战中占下风，也没有使用任何下三滥的手段。他们只是对新文化的看法不一样，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有差别，所以在文化论述以及对新文化的判断上有差异，今天不应该都归为“敌人”。光谱扩大以后对新文化、五四运动会有新的了解。
当然我必须回到一个问题，这些都是名人，尊重他们的立场不一样，但大家请记得新文化运动中不幸落难的两个学生。大时代中有不同声音展开很正常，日后历史记忆中不同声音的代表者也会被关注，被压抑的是那些还没有成名的人和他们的论述。
请大家记得《新青年》上有关于旧戏的讨论，傅斯年日后大名鼎鼎都熟悉，论敌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张厚载，张厚载在《新青年》发的两篇文章，《“脸谱”与“打把子”》和《我的中国旧戏观》，谈中国京剧，这是一个戏迷，对中国京剧很有了解。在今天看来这是有专业色彩的对京戏的讨论。反而新文化人傅斯年写的《戏剧改良各面观》等文章，本身立场很坚定，站在西学立场，甚至他不懂旧戏，所以可以谈戏剧，因为不受污染。今天看来这个论调很可笑，不懂所以不受污染，可以谈这个话题。今天不敢再这么说。但是在一个西学占主流地位的时代，像傅斯年不怎么讲理地谈旧戏，反而被大家所接受。但是张厚载这个谈旧戏、喜欢旧戏的人却卷入北大的论争，被开除。
1919年3月3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校方的公告：“学生张厚载屡次通信于京、沪各报，传播无根据之谣言，损坏本校名誉，依大学章程第六章第四十六条第一项，令其退学。此布。”就在毕业前三个月被北大开除。可以想象，如果成名的人跟北大论争，林纾没有关系，辜鸿铭没有关系，但是一个年轻学生、一个大四的学生即将毕业之前夕，被北大开除，可以想象他的处境很艰难。
为什么开除？因为他介入林纾和北大的论争。他读中学时是林纾的学生，上北大以后继续保持和老师的关系，替老师送文章，而且通信给报社，说北大里有内部矛盾，新派是谁，旧派是谁。《荆生》《妖梦》是他寄给上海的报社《新生报》，那个时候通讯不发达，寄了以后，林纾觉得《妖梦》不太好，直接影射蔡元培，就不发了，他说来不及，已经寄出。他说“先生大度包容，对于林先生之游戏笔墨，当不甚介意也”。蔡先生没有说计较，但是把学生开除了。北大当时面临巨大的压力，舆情很严重，不得不有所表示。这个表示就是把不断写信给报社的中文系学生开除。
三年前，我们重新修订早年我带着学生做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我们把正面、反面、政界、媒体、大学的人物做了一本书，最早1999年出版，修订是2009年，再次修订是2019年，出版时加了十六个学生。五四是学生运动，但是在今天，主要的讨论对象是老师辈。其实学生也应该包括进去。他们日后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我增了十六个北大的学生，最多的是中文系的，哲学系少一点。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是中文系，其次是哲学系，历史系没有多少声音，其他系也没有多少声音。
我增加的十六个人中，有一个人没有多少声音，没有多少成绩，历史书不会记载它，但是他体现新文化运动另外一个层面，他就是冯省三。他在1922年10月份被北大开除。他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世界语学会干事，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世界语的，大部分是无政府主义的、反抗的、态度比较激烈的。在新文化运动前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里，北大上课都发讲义，鲁迅的日记说今天写完讲义，交给学校印出。印好以后放在课室里，学生上完课把讲义拿回来，学期末自己装订成册。但是这样每个学期学校的财政支出很大。蔡元培、陈独秀等人再三说，不应该发讲义，能不能买教材？北大老师们说，不行，外面的教材水平太低，根本不可能用外面的教材。能不能不发讲义呢？也不行。因为老师们的口音太重，学生听不懂。中文系教师大部分是浙江人，一直到三十年代，日本学者来这里听讲课，很伤心地说，我学了这么多年中文，到这里还是听不懂。旁边的中国学生告诉他，我也听不懂。怎么办？有讲义。我后来看鲁迅的讲义，这么少的文字怎么讲两节课呢？就是把讲义读一遍，然后海阔天空做很多论述、引申。1920年代讲义在北京大学很重要。
能不能收费呢？愿意拿讲义，就交一点钱，如果不愿意，没有关系。这就发生了学生暴动。围着校长办公室喊口号，老师们、校长出来，据说蔡先生挥着拳头说，我跟你们决斗。当天晚上校长辞职，院长辞职，教务主任辞职，各个系主任辞职。学生看不行，还是校长留下来，我们不再争这个事情。学校说不行，一定要处罚，但不能都处罚，那就处罚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就是冯省三。他自认当日确曾说：大家到会计课去把讲义券烧了！又曾说：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必须有人承担责任，于是就把这个学生开除了。
这个学生开除后到广东去，第二年就去世了，去世以后有三个人写纪念文章，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周作人，一个是钱玄同。背后的思路，这个事情很特殊，一个风潮起来，必须有人承担责任，这个人就是牺牲。鲁迅说：“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鲁迅给许广平写信说：“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蔡先生用这个办法，使学校重心回到正常轨道，在这个过程中，这位年轻的大学生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牺牲。
比他更有名的另外一个人，是我的潮州老乡张竞生。现在很少有人熟悉他，但他曾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后来被人称为“性学专家”。1922年美国计划生育的倡导者山格夫人来北大演讲，左右两边是北大哲学系的名教授，左边是胡适，右边是张竞生。当初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张竞生的名声不比胡适低，一个是留美讲杜威，一个是留法的学习卢梭，讲杜威的日后名满天下，学卢梭的日后举步维艰。这涉及新文化人努力的方向，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天花板。哪些是能说的、能做的、能努力的，哪些是陷阱，掉下去后很难翻身？我想说的是张竞生，这位北大的哲学系的名教授、法国留学的博士，当年他在《晨报》发起“爱情大讨论”时，新文化人大多是赞成的，鲁迅等人都支持。他出版《美的社会组织法》《美的人生观》都得到了周作人等人的欣赏。但是有一件事，征集出版惊世骇俗的《性史》，一下子就跌倒了。他1926年离开北大，来到上海，以为办杂志、办书店能够生活，其实很难。日后跟新文化人的距离越来越大，离开北大以后发展都很难，他在努力、在写作、在出版，但是在现代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基本退场了。
当初新文化运动中，有几个重要的举动。北大组织了风俗调查会，有很多中国的风俗，大家都觉得很重要，需要调查，一共列了三十多项，其中一项是性史。毫无疑问正常的中国人都明白，一个民族的性生活的风俗习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话题，完全值得认真做，但是没有一个北大教授愿意做这个事情，这太危险了，张竞生是主任委员，他说，你们不做，我来。1926年2月2日他在《京报副刊》上刊出《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代“优种社”同人启事》，征求大学生的性经验，“请代为详细写出来”：“尚望作者把自己的‘性史’写得有色彩，有光芒，有诗家的滋味，有小说一样的兴趣与传奇一般的动人。”当把原来的社会生活调查、风俗调查写得有诗家的滋味、小说一样的兴趣时，问题就出现了。我们看到1926年出版的性史，前面的序言、后面的赘语是他写的。书出来以后举国轰动，一下被很多正人君子骂得狗血淋头，又有很多出版商紧急跟进，他很冤枉，说我就出了一本，后来的十多二十集都不是我弄的。别人把色情小说摘过来，仓促编成这样的集子，以后不断查禁。他是哲学博士，可是所有人都说他是性学专家，这个帽子戴了一辈子没有摘下来。
张竞生想学英国学者蔼理士，但没做好充分的学术准备，操作上出现大问题。他日后也承认，征文及选文的方向出现偏差，导致“《性史》第一集中未免有‘小说化’的毛病”，难怪时人将其作为淫书来抢购与阅读。虽说日后诸多续书乃不法商人牟利之举，与张竞生本人无关，但开篇没做好，科学性不够，这就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始作俑者，难辞其咎。
大家都说他日后很艰难，他受到守旧派的打压，我说打压他的其实是新文化人。为什么？他把本来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题目糟蹋了。潘光旦、周建人等也在研究妇女问题、性生活问题。但是他们做学术研究，不像他那样大张旗鼓。就好像一头大象猛然闯进瓷器店，他悠然转身，一地狼藉。所以大家对他很愤怒。
陈平原著《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
我们看到在聚光灯下取得成绩的五四人物，但是在大的风潮中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参与其中，包括后来被判定为反面，或者还没有成长就被打压，或者成名后走了歪路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应该纳入五四新文化运动考察的视野，这样对这个运动或者思潮的了解才会比较完整。
五四不仅仅是历史事件，更是近百年中国读书人重要的思想资源，还有极为活跃的学术话题，甚至可以作为时代思潮变化的试金石。因为它的正面性、重要性、丰富多彩，因为它不断被追忆而未完成，这句话隐含的不是所有的重要事件日后都能够不断被重塑和阐述。五四的好处是从1919年发生，1920年就开始纪念。1920年的纪念虽然主要是北大的老师学生纪念，后来拓展到全国，但是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把五四当作一个正面的、重要的历史时刻，不断跟它对话。五四的好处在于众声喧哗、生气淋漓。
我并不想在一本书里能让大家对五四有一个确定无疑的了解，我们的任务是，让五四这一话题浮出水面，引起世人的关注；在这个同样关键的历史时刻，重新审视五四。至于怎么关注，从哪个角度进去，得出什么结论，取决于个人的立场、视野、趣味，强求不得。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以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某种意义上，对于后一个传统的接纳、反思、批评、拓展，更是当务之急，因其更为切近我们的日常生活，更有可能影响我们的安身立命。
五四对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也是精神，某种意义上我希望这个话题不封闭在学院内部，不局限于现当代史和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而是希望它进入社会、进入公众，让非专业的人也能读，也能谈，也能参与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跟当下的中国文化走向，跟思想、脉络，以及对历史、对未来的思考有直接的关系，不管什么专业，这都是今天应该直接面对的话题，所以说五四是磨刀石。
陈思和：今天这个题目“三陈说五四”，应该改成“三陈说三书”，北大出版社出的平原的这三本书，内容很丰富，超出传统对五四的阐释，而且看到五四有趣的一面，看到正面也看到侧面，非常丰富，非常具有当下性。五四这个话题平原兄说最合适，他过去三四十年来的研究课题非常大，从晚清到现代，但是基本的核心都是围绕五四。
陈思和
谈五四，平原兄最有理由，传统说天时地利人和。从“天时”来说，五四运动发生在北京，平原兄长期工作在北京，对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有深刻的理解。“地利”，五四运动主要发生在北大，当然还有很多学校，但以北大为主。平原兄基本上大半辈子都在北大工作，他爱北大，为北大编了很多书。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他编书宣传北大精神，目的是使五四精神能够被我们继承、发扬光大。再加上他那么勤奋，孜孜不倦，不仅研究五四运动正面的力量，也研究了反对面。
陈子善：我完全赞同思和兄的看法。去年上海书展，平原兄在这里有一个《有声的中国》发布会，里面也涉及五四的演讲，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人、演说家，也是从五四开始。
关于五四实在是讨论太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说法。我记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当时有一个“文学节”就是定的五四，每年文化界都要开会谈论五四。
陈子善
平原兄的书很多，这三本书确实很吸引我。比如其中一篇《五月四日那一天》，下的功夫很深，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各种不同的说法，报纸的报道，等等，很多历史的细节。很多人做学问都是大而化之，他把这天发生的事情以及当时参加的那些人不同的说法都进行梳理。五四当天发生的事情怎么影响到后来，一直影响到今天。这样的研究从方法、具体操作层面，平原兄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们可以借鉴、学习，从中受到启发。
陈平原：我长期在北大工作，所以研究会得到天时地利人和的帮助。我深刻意识到，仅从北大角度不够，我会自己再努力。
北大确实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20年到1926年，每一年《晨报副刊》五四纪念都是北大学生做的。很长时间来，大家不觉得五月四日的游行有什么重要，北大学生一次一次的纪念让它的重要性凸现出来。五四是做出来的，五四也是说出来的，说出五四的意义是北大学生、老师的工作。5月4号发生的事件，5月6号北大教授开始出来说五四精神，20号罗家伦说五四运动的意义，等等。以后不断地说。这是北大做五四研究的好处。
这只是一个角度，一种眼光。这些年我带学生们努力拓展这个思路，我带着学生做各个学校。当初大学很少，中学、师范发挥很大作用，浙江一师、湖南一师、直隶女师，这些学校都在五四时成长起来。这些中学生，当初在整个大的运动中不是主角，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三十年，他们逐渐成为主角，所以走出北大的视野看五四，这是一方面。
我最近回答一个问题，怎么看朝鲜三一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关系。我在韩国演讲经常会被问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谈这个问题。我们关注1919年3月1号的朝鲜，也是因为外交纠纷引起来政治抗争，比中国惨烈得多，影响很大，是整个朝鲜近代史上重要的事件。两个月以后北京发生五四运动，有些重要的标识性的标语、口号、写血书等等都很接近，而且确实李大钊、陈独秀、罗家伦都支持朝鲜的三一运动，说明有关系，而且有启发。可是后来的论述不怎么强调这条线，原因在于从新文化入手，把5月4号发生的群众游行和此前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和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联系起来，再跟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联系起来。这一条线联系起来，就淡化或者不关注朝鲜的三一运动跟我们的关系。
但是学术界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我查了很多文献，话题本身必须关注，不仅是北大的视角，不仅是中国的视角。几年前瓦格纳去世之前专门告诉我，他在美国发现一批档案，正在做，还没有做出来。当年美国驻中国的记者，他们如何穿针引线，帮助五四学潮运动。如果各位有兴趣将来读《未完的五四》这本书，建议读一篇《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和写作》，只有理解那代人的所面临的处境，才能理解他们所做的努力，还有他们的论述。太平年代的书生在书斋里写文章、四平八稳的论述，和迫不及待、脱口而出的五四人的表达，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会有些人对五四不以为然。抓住五四那些人的具体论述，把它无限放大，以今天的学院的思考来判断，这是不对的。
不要高估五四那代人的学养，也不要低估他们求知的热情。在面对国家生死存亡急迫关头，没有那么多书生的考量。我们想象中的跟哪个大作家、大学者、思潮的联系，不是他们考虑的。他们考虑的是拿来就用，那些人、那代人，他们的学养、知识、思考很多是从媒体、报纸、杂志，而不是从学校、教科书上得来，所以表达直接、激烈、极端。今天阅读那代人的思考和表达时必须意识到，那是一种危机时刻的思考和表达，和太平年代的书斋生活是两回事。这样对他们某种论述中的疏漏、偏激、不妥，都会比较坦然接受。这样才能理解那代人，理解他们走过来的道路。
刚才子善说了一个有趣的事情，“文艺节”是国民政府定的。今天在台湾地区，还是五四文艺节，但是中国共产党在1939年把五四定为青年节，所以青年节的影响力远远大于文艺节。这就是眼光高下，从文艺角度来谈新文化运动、文学创作，可以，但却局限在一个很小的领域，而把五四定为青年节范围扩大很多。不只是一个文学创作的问题，而是关乎整个政治、文化。国共两党如何面对五四资源？我引了《人民日报》和国民党《中央日报》不同时期的社论。这是一个大命题，政党必须抓住这个重要资源跟它对话，对话时自己也有回避。国民党为什么不愿意说青年？他们担心会引起学生的反抗、学潮等等，所以他们老是强调五四把社会搞乱了，但是五四的文学是很好的，新文学值得我们关注。从这条线走下去，始终在回避年轻人的诉求。某种意义上定五四为青年节，让我们意识到每个时代的年轻人的努力、困境、思考，始终是我们必须直面的话题。
对于年轻人的敏感性以及努力的方向，是我书里特别关注的。五四关注的是老师那一辈人，其实将来影响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是学生。北京大学国文系1917级的学生是将来影响中国社会的力量，“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他们办了三个刊物，一个《新潮》、一个《国故》、一个《国民》。《新潮》是傅斯年、罗常培办的，《国民》是许德珩办的。这些杂志影响到中国以后的政治思想学说。他们当初小荷才露尖尖角，日后是他们的世界。所以要关注那些还没有成名，因为五四而觉醒的一代年轻人。
其实我们三位的思想已经固定下来，已经没有办法像年轻一辈敏感。五四那代人年纪比我们轻，我的导师王瑶先生特别喜欢算账，他问我五四那一年谁最大？蔡元培五十一岁，鲁迅三十八岁，胡适二十七岁。当时真正影响中国社会的是二十多岁的那批人，是他们让五四生根开花。所以中国共产党定五四为青年节是有意义的，这才是未来。
谈论这个话题时，我希望不仅仅局限于学院的文章。我没怎么谈前面的两本书，前面两本书是用学院内部的方式做的，关于报刊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关于物质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关系，这些都是学院里专注于此类研究的人所关心的内容。但我更关注的是五四运动能否继续与我们年轻一代对话。年轻一代对五四的关注不一定意味着喜欢它，而是因为他们认为五四是一个必须对话的对象。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人们可以批判、质疑、喜欢或不喜欢它，但大家都知道这是现代法国，甚至是现代世界的起点。因此，人们会不断与它对话，并调整自己的姿态。这正是我希望做到的事情。
陈思和：平原兄邀请我和子善一起讨论五四，这本身就体现了他所提倡的观点：五四是一个被言说出来的命题。我对这个观念非常支持。昨天我又翻了一遍《未完成的五四》，对其中的一个说法深感认同：任何历史事件都是通过言说而存在的。比如焚书坑儒，历史上被烧掉的书有多少？但正因为秦始皇焚书这件事被言说出来，才得以流传。而历史上也有许多重要的事件，因为没有被言说，最终被遗忘。所以，言说的力量在历史中是极其重要的。
平原兄说跟王瑶先生谈，王瑶先生跟着西南联大的一批人在谈。我导师贾植芳先生一谈就是鲁迅、胡风，那些人都是在教科书看到的，在他们嘴巴里就像邻居一样的，慢慢这种生活、精神、传统影响我们。到今天我们也七十岁了，要退场了。但是平原兄留下这个课题给大家、给学生、给学生的学生、给听众，接着谈。五四可以怎么谈，今天平原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今天没有谈鲁迅、胡适、陈独秀，谈的是辜鸿铭、林琴南，张竞生。不是说对这些人物大家更感兴趣，而是这些人物更好配合了五四言说。以前谈的人比较少，可能会更多给我们留下很多谈话的空间，其实这些人也有很多问题，但不是说一定要捍卫他才谈，而是对他感兴趣。我觉得应该有人继续来研究，不要用偏激的眼光看古代文学或新文化。
陈子善：我们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孔夫子下来的传统，一个是五四的传统，怎么面对、处理这两个传统，大家要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