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祥航空航班两名女乘客带走别人家的娃，关到厕所里“立规矩”这件事，这几天颇受关注，接连上了几个热搜。
从把一岁半的幼童带走展开所谓“教育”，录下视频发布到网络上，并表示“问心无愧”的两名乘客，到一度表示“陌生人带走小孩属于个人行为”的航司客服，再到航司通报中同意将孩子交给别人教育的孩子祖母、事后对此“表示理解”的孩子母亲，正是在这一“共同体”的合力下，导致事件发生。有评论称，整件事都“太魔幻了”。
有人指出，不知如何教育的家长，让位于路人，任由路人野蛮施教，这很荒诞；但也有人共情家长的难处——就像那两名乘客觉得自己“问心无愧”。在机舱这一公共空间，孩子哭闹不休，很可能会被视为“熊孩子”，而家长也将面临“怎么没有管好孩子”的舆论压力。
在公共空间，幼童的声音不被听见，家长的声音其实也相当低微。前段时间，作家苏小懒向12306投诉自己坐动车被两次提醒“管好小孩”，呼吁公众对婴幼儿家庭应有包容度。此事引发了不少讨论，有不少人觉得，高铁带娃让人反感太正常了，家长并不需要这么敏感、矫情。
作家苏小懒的经历引发热议。（图/微博@苏小懒 ）
作为带娃出行过几次的家长，我非常理解家长们的焦虑。“不敢带孩子出门”，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家长秘而不宣的“常识”。经常有人问我：带娃出门坐飞机、坐高铁，真的可以搞定吗？
带娃出行，是一种什么样的历练？
就我个人而言，我在城市公共空间产生不适感，是从生育开始的。孩子出生到现在一年多，带娃出行依然是困扰我的问题，不少城市空间仿佛成了一种我需要对抗、之后不得不妥协的物理力量。
当孩子逐渐长大，不再适合用婴儿背带背着出门，只能坐婴儿车，我发现，我和宝宝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了。且不说坑洼、不平整的人行道，某些路口设置的路桩，也造成了障碍。而且，推着婴儿车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就是一次次艰难的历练。
婴儿车最好是轻便、可折叠的，但在公交车、地铁上，依然会占用空间，招人侧目。抵达地铁站台也是个挑战。入口配备升降电梯的地铁站仍然是少数，多数时候我只能选择坐手扶电梯或者走楼梯，半扛半拖地把婴儿车和宝宝搬下站台。每次推着婴儿车出入地铁，感觉就像开着一艘沉重的船，在匆匆来往的人群中冒险。
对于推婴儿车出行的家长来说，一些城市的功能设计并不友好。（图/Unsplash）
这种感受，往往因城市而异。比如，在中国香港，到处都有天桥和楼梯，推着婴儿车带娃出行根本就是灾难。另外，香港市区寸土寸金，就连在人行道上行走都担心自己挡路。在深圳，这种不适感会缓解很多。你会看到不少家长推着婴儿车，带着幼童外出。而且，深圳商业空间配置的母婴间，和香港相比，数量更多，也更干净。
我好奇的是，香港家长带幼童出行，是否都靠私家车和的士。后来，在偏离市区的海边，才见到有菲佣带着幼童在玩耍。对于都市区和郊区的界限，香港似乎区分明确——前者是通勤、消费场所，后者才具备亲子空间。
这种带娃出行的困境，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也存在。前几年，英国《卫报》报道了年轻妈妈用婴儿车推着女儿，在纽约地铁站的楼梯上绊倒身亡的消息。尽管后来这对母女被证实并非因跌倒而导致死亡，但许多纽约家长表示，抬着婴儿车上下地铁楼梯，对他们来说也是一场噩梦，通常需要他人的帮助。
国外有不少地铁站台阶很多，而且弯曲难行。（图/Twitter）
当然，带娃出行的最大挑战，还是在乘坐相对密闭的公共交通工具时——尤其是在飞机和高铁上，如何防止孩子哭闹打扰别人。到目前为止，我带宝宝坐过两趟飞机、两趟高铁，我的办法是：准备零食和玩具。但对于一岁左右的宝宝来说，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根本没法保持耐心，这个时候，我会给她看动画片，同时陪她说话、唱歌，以分散注意力。
我带娃出门时乘坐的航班，服务还是不错的：如果有空余座位，会给我们优先安排较为宽敞的座位。起飞前，空姐会提供儿童贴纸和小枕头；幼童哭闹时，她们会提供协助，跟家长一起想办法缓解孩子的情绪。有些家长发网帖支招，登机时可以给周边乘客分发写着“希望包涵”的小纸条，还有耳塞。
在飞机上带娃出行是一大挑战。（图/Unsplash）
坐高铁的时候，可能感受到的异样眼光会多一些。我曾经被前排乘客提醒，说自己受到影响了。我也只能尽力安抚宝宝，让她的声响和动静小一些。
每次带宝宝出行，对我来说都像一场漫长的历练。我有时候也会后悔，为什么要这么折腾？有了娃之后，我的活动范围日益缩减，城市功能设计和公共场所的氛围似乎都在提醒我：带娃就应当留在家里，减少外出。但与此同时，我也会不解：带娃出行难道不是天然的权利吗？这本应是城市生活“便利”的一部分，为什么我的负罪感这么重，总有被排斥在外的感受？
孩童的哭闹声为什么令人难忍？
飞机厕所训娃事件，反映了当下的公共环境对于儿童的包容度正在下降。“厌童”并不仅仅是字面意思，它折射的是一种时代的症候——处在城市空间和社会资源较为紧迫、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对于不用承担行为责任的群体，人们容易产生一种抗拒情绪的生理机制。我们害怕人生失控，尤其在公众场合，成人需要学会控制情绪；我们也害怕袒露脆弱的情绪，情绪稳定、维持秩序感，成了默认的公序良徳。
“熊孩子”这个标签下，隐藏了我们对于孩童群体不能守规矩、影响公序的厌恶，也有对家长放任孩童、无视管教责任的问责。澎湃新闻曾就高铁带娃引起反感这一话题做过调查，结果显示，单身未婚、已婚以及已婚已育人群对于孩童哭闹声的忍耐力各有不同，但生育与否，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相对而言，已育人群的容忍度更高。
《高铁带娃引反感，怎么就注定无解了？》一文所附的调查结果。（图/澎湃新闻）
我们对于幼童的理解偏差，在于是否把幼童视为另一种生命形态和阶段。儿童心理咨询师严艺家在微博上指出，情绪自我调节功能在不同年龄段的孩童身上也有区别——平均要到5-8岁，人类大脑才能发展出一种感知周围、约束自我的能力。
而在飞机厕所被训话的幼童，年仅一岁半。这么小的孩子，感到不适只能通过哭闹来表达。我们是否能做到真正尊重婴幼儿啼哭的权利？在对噪声无比严格的德国，根据《联邦排放控制法》，婴幼儿和儿童制造的噪声对环境无害，在法律意义上不被认为是噪声，而是属于自然声，因此不适用于任何噪声管理条例。
德国也发生过投诉儿童吵闹的案例，但执法者大都站在孩子和父母这边，甚至有这样的金句：“小孩也不能像小狗一样被拴着”“你不能指望有一个按钮，按下去就可以让孩子安静”……这本应是常识，但在“厌童”的情绪支配下，幼童的权利、需求被忽视，成人不受干扰的权利，成了一种更强势的规训。
母职的沉重感则在于，孩童的培育重担向来由母亲承担，而孩童的照护也越来越局限于私人领域。在人人皆中产的消费社会当中，孩童更像社会资源竞争的投射品。我们似乎忘了童年是人生的必经阶段，恨不得孩子吹口气就能跳过童年直接长大；更忘了孩子本来就是社会的一部分。他们也是最容易被遗忘的公民。
《童年的消逝》
［美］尼尔·波兹曼 著，吴燕莛 译
中信出版集团，2015-5
儿童友好城市，距离我们还有多远？
近年来，“儿童友好城市”的提法深入人心。可能有很多人觉得，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就是多建一些儿童游乐场所，以及在公共空间设计上做一些区隔，比如增加母婴间，或者在公共交通系统增加“静音车厢”“家庭车厢”等。
但是，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儿童友好”，就像“女性车厢”“女性停车场”的设计也没能干预和改善女性安全问题那样。以区域来划分社会群体，最极端的做法就是韩国近年来设立的“No Kids Zone”（禁孩区）。其实，这反而会加剧社会群体的割裂感，真正健康多元的社会关系，应该是交互式的。
在韩国，不少餐厅、咖啡厅门口标注着“No Kids Zone”字样。（图/Twitter）
在消费社会之中，亲子玩乐空间趋于商业化，“付费玩耍”成为常态。而很多城市的“儿童友好”举措，则趋于形式化，比如划定一片“绿地”，建一些彩色雕塑和玩乐滑梯。实际上，这些设施并没有考虑到孩童的真实体验、感受和需求。
真正的儿童友好城市，核心在于开放式的包容，而不是改造和干预。在纪录片《他乡的童年2》中，有两个国家的例子让人深有感触。一个是法国。法国人带娃的松弛感，或许跟他们尊重和珍视童年这一阶段有很大的关系。他们会鼓励孩童进行情绪表达，即便是咿呀学语的幼童，也可以在家长陪护下展开心理咨询和指导。法国还开设哲学课，让孩子学会提问和独立思考，尽可能让他们理解规则和自由的界限。
另一个例子是新西兰。在这里，“玩乐”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是远超学业的一种权利。在学校里，孩子们在课间疯玩——教育者们认为，玩耍是最能让情绪释放、减少心理问题的方式。而在家庭之外的社区，由政府支持、家长们参与共创的“playcentre”（玩耍中心），专门为孩子提供玩耍环境。参与者要定期接受审核，邻里互助合作，所有工作都是无偿的。
在新西兰，玩儿才是正经事。（图/《他乡的童年2》）
《他乡的童年》导演周轶君说，童年在法国人看来是珍贵的，因为它不仅是人生的一个阶段，而且能让他们获得更广阔的生命体验。
我们尊重孩童，实际上是为了保留人性中最为珍贵的部分，以及那种“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的体验和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