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周维强
近日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李慈铭日记出了点校排印本，皇皇14大册，卢敦基、何勇强分任正副主编。这应该是自1920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出版《越缦堂日记》影印本以来的首个点校排印本。
商务出影印本，得到了蔡元培、傅增湘、王幼山等学界20多人的捐助。李慈铭日记留下来的稿本有《甲寅日记》《越缦堂日记》《孟学斋日记》《受礼庐日记》《祥琴室日记》《息荼庵日记》《桃花圣解庵日记》《荀学斋日记》《苟学斋日记后集》等九部分，商务影印本以日记遗稿里的一部冠名全书，越缦堂是李慈铭书斋名号，以书斋名号命名个人文集，这也是宋元以来所习见，浑然天成。点校排印本则直接取名《李慈铭日记》，以人名为书名，也是汉魏以来后人搜辑整理前人著述的取名通例，直截了当。
《越缦堂读史札记全编》。
李慈铭日记位列“晚清四大日记”，另外三部日记分别是：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没有查到“晚清四大日记”这个说辞的正式出处。这个品题可能源出金梁《近世人物志》。金梁，清光绪四年（1878）生于浙江杭县（今杭州），清光绪三十年（1904）进士，做过翰林院编修、大学堂提调、监察御史、内阁中书、内城警厅知事、奉天旗务处总办等。祖父、父亲均为杭州驻防旗人。《近世人物志》是金梁在上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后避居天津所著的一部书。在这部书里，金梁写道：“欲考人物，仅凭正传，既嫌过略；兼述野史，又虑传误；皆不必尽为信史也。昔校清史，深感其难，光宣列传，力矫斯弊，乃采及近人日记，终为史例所限，亦不能尽如我意也。近年所出名人日记，如翁文恭、李越缦、王湘绮、叶缘督诸家，为时所重，足与曾文正日记并传。其中知人论世，发潜搜隐，实可补正史所不及。”又说：“翁、李、王、叶，史稿四传，皆经我手，世目翁为权臣，而翁传兼写德宗，君臣一德，遂成贤相，竟不能见怙权之迹。李伤匪类，王叹无行，叶较自好，亦复多偏，而儒林文苑，胥为通儒，非观日记，不克睹其真像也。”金梁是参加过《清史稿》的撰写的，所以对日记的考史价值，自有会心。这部《近世人物志》取材上述翁、李、王、叶四部日记，从里面获得五六百人材料，编撰而成。大概“晚清四大日记”的说法由此生发出来。
李慈铭。
李慈铭，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光绪六年（1880年）51岁中进士，做过山西道监察御史等官，光绪二十年（1894年）过世，身后留下日记手稿70余册。李慈铭日记，起清咸丰四年（1854年），迄光绪二十年（1894年），跨清季咸丰、同治、光绪三朝近四十年，举凡朝野掌故、各地见闻、文物考据、书画鉴赏、学术心得、山川游历、社会风貌均一一记录其中。最早系统研究整理李慈铭著述并校辑读史读书专集、撰写学术论文的应该是王重民。王重民将越缦堂藏书上李慈铭的批校、题记和李慈铭日记里有关读史及读书心得等辑录出来，或成专书出版，或连载于刊物：《越缦堂读史札记》30卷，民国十八至十九年（1929至1930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铅印出版；《越缦堂文集》12卷，民国十九年（1930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铅印出版（后又校辑《越缦堂文集补遗》1卷，未印行）；《越缦堂读书记》2卷，《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一卷第二、三、四、六期连载。在完成上述工作后，王重民撰写了《李越缦先生著述考》，刊1932年10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6卷第5期。王重民系统整理研究李慈铭著述包括藏书上的批语和日记，得缘于国立北平图书馆1928年购入了李慈铭的藏书九千一百余册（内中李慈铭手批手校之书二千七百余册），王重民1929年从北师大国文系毕业，不久即入职国立北平图书馆，因以得见李慈铭写于藏书上的批校等文字。当然，整理研究李慈铭著述，这在王重民先生全部的学术工作里只占了很小的一个篇幅。
王重民开了这个头，此后辑录并公开出版《越缦堂读书记》的多有其人，我所见到过的有：由云龙早年所辑的《越缦堂读书记》，商务印书馆重新标点分类1959年出版，中华书局1963年重印；王利器《越缦堂读书简端记》也由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2021年还有张桂丽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越缦堂读书记全编》5册。辑录而没出版的，我前几年在《陈乃乾日记》（中华书局2018年版）里看到过一例。1931年1月15日陈乃乾在日记里记录：“去年剪碎《越缦堂日记》弃置久矣，今始为之排比。”说明陈乃乾起意和开始这项工作是1930年。1931年1月20日日记：“编《越缦堂读书记·集部》。”21日日记：“上午编《越缦堂日记·经部》。”23日日记：“编《越缦堂日记·史部》。”同年2月7日日记：“以《古学汇刊》本《越缦堂日记钞》加入所编《越缦堂读书记》中。”过了几个月，7月15日记：“以所辑《越缦堂读书记》稿共九百卅七种售于富晋，得三百元。”这说明至迟在1931年7月，陈乃乾完成了他的这部《越缦堂读书记》的辑录。但富晋书社拿了去却没有出版，六七年之后，1938年4月6日陈乃乾日记有云：“从来青阁取得张见阳刻《饮水词》、朱梁任辑《越缦堂日记钞》。余昔年曾刺取《越缦堂日记》中读书之作，分类排比，成《读书记》二十卷，其稿为富晋书社取去，至今七载，迄未付印。今得亡友梁任之稿，与余乃不谋而合，惟未分四部耳。”这里说的是二十卷，到了当年6月20日的日记，则说“……为《越缦堂读书记》十二卷，以稿交富晋……”不知究竟是二十卷还是十二卷，没有出版，看不到实物，也就无从确认了。不过陈乃乾对自己以经史子集四部来分类编排李慈铭读书记，大约还是比较得意的。顺带说及富晋书社，富晋书社1912年开办于北京前门大栅栏西街，1931年在上海三马路开设了分号。陈乃乾所辑的《越缦堂读书记》应该是给了富晋书社在上海的分号。
蔡元培题签《越缦堂日记》。
李慈铭见于日记、见于藏书的读史读书札记、批校、题记，辑录并出版这么多种，大约也可以说明李慈铭的学问是得到了学术界读书界出版界的重视。虽然鲁迅对他的这位绍兴老乡《越缦堂日记》说过不以为然的话，《怎么写（夜记之一）》（原刊1927年10月10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18、19期合刊）里写道：“《越缦堂日记》近来已极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点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呢？一是钞上谕。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响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二是许多墨涂。写了尚且涂去，该有许多不写的罢？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翻翻一部小说，虽是很荒唐，浅陋，不合理，倒从来不起这样的感觉的。”鲁迅诚然说过这样的话，但他也是买过看过李慈铭日记的，1912年12月28日鲁迅日记有云：“赴留黎厂购《中国学报》第二期一册，四角。报中殊无善文，但以其有《越缦日记》，故买存之。”留黎厂，即琉璃厂。可见鲁迅也是留意过《越缦堂日记》的。上举上世纪30年代以至今王重民、由云龙、陈乃乾、王利器、张桂丽等辑校李慈铭读史记读书记，金梁上世纪30年代首开自晚清翁、李、王、叶四人日记搜集近世人物史料，这说明《越缦堂日记》对今人仍然是有考史、读书之助的。
2024年8月27日初稿，28日修改，杭州西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