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5日，郭刚堂在寻子路上。 IC供图
今年二审开庭前，郭刚堂展示《出庭通知书》。
8月22日下午，备受关注的呼富吉、唐立霞拐卖儿童案，在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审理。南都记者获悉，庭审历经约三个半小时，将择期宣判。
身为寻亲家长，电影《失孤》原型人物郭刚堂历经24年，终于在2021年与被呼富吉、唐立霞拐走的爱子郭新振团聚。2023年一审法院判处两被告人死缓、无期，他认为远远不够，至今呼吁对一直作恶且不悔罪的人贩“顶格处罚”，以儆效尤。
17时许，走出法院大门的郭刚堂透露说，庭审过程中，呼富吉对于一些买家的指认，仍然辩称是“诬陷”；唐立霞原本在一审时有认罪表现，后来也提出上诉。“我相信，(法院)经过一段时间的对新的事实的勘验，能够给我们一个公平公正的说法。”
为了让社会继续关注那些还未团圆的家庭、更深刻地理解“拐卖就是超越谋杀的罪恶”，今年春天，郭刚堂还重新骑上摩托车，竖起一面面“寻子旗”，穿行在人群熙攘的街头。
A维权
“这事儿也难，但总比以前找孩子的时候要简单点”
“唐立霞，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我这几年受的苦吗?”
2023年7月7日，呼富吉、唐立霞拐卖儿童案在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5名被拐儿童的近亲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诉讼代理人，被告人呼富吉、唐立霞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同年12月27日，一审公开宣判。
根据两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一审法院判处呼富吉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其限制减刑；判处唐立霞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同时判令两被告人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物质损失人民币50余万元。
庭审现场，郭刚堂曾含泪质问女被告人，换来对方的一句“对不起”。而男被告人呼富吉并未悔罪、认罪。
郭刚堂走出法院大门。他嗓音沙哑、神情愤怒地表示:“呼富吉他还要上诉!”随后，他和妻子公开表示，将继续维权。
对于一审法院判处两被告人死缓、无期，他认为远远不够，至今呼吁对一直作恶且不悔罪的人贩“顶格处罚”，以儆效尤。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1997年至1998年间，被告人呼富吉和唐立霞以出卖为目的，拐卖李某慧、郭某振、杨某豪、李某豪4名儿童。2001年，被告人呼富吉伙同他人以出卖为目的，拐卖儿童杨某羽。被告人呼富吉、唐立霞以出卖为目的，共同实施拐卖儿童行为，拐卖儿童4人；呼富吉伙同他人以出卖为目的，拐卖儿童一人，二人的行为均构成拐卖儿童罪。
郭刚堂告诉南都记者，呼富吉在此案之前，还有其他“前科”，犯下拐卖儿童的罪行绝非偶然，“偷了这么多孩子，简直像偷瓜偷梨儿一样了!唉!……”
郭刚堂也知道，战线会很长。但二审前夕，他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会理性对待，相信人贩最终会被严惩。
“我也想明白了。虽然这件事儿也难，但毕竟是我们过着日子跟他去耗。总比以前找孩子的时候要简单一点，对吧?”
B寻子
“儿子，你在哪里?爸爸找你回家!”
假如1997年，这对男女没有将郭新振拐上长途汽车卖到河南，或许郭刚堂会过上完全不同的生活。
当年，他只有27岁，已经靠着拖拉机运输生意攒下几万元，还打算开个旱冰场。一切美好的蓝图都因为拐卖案的发生化作泡影。
1997年9月21日下午，时年两岁半的郭新振(又名郭振)在山东省聊城市李太屯村的家门口玩耍时，被一名30岁左右、身穿牛仔裤、长相漂亮的女子带走。
很多年后，郭刚堂依然准确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下午4点多，妻子张文革带着儿子串门归来，便留他在家门口，与小伙伴一同玩耍，等她做完一顿饭的功夫再出来，儿子就不见了，找遍了附近的院落也没发现踪迹。
其间有人告诉她，看到一个女子领着孩子出了村，焦急的她赶忙去了村里的广播站，用“大喇叭”寻求大家的帮助。
当天下午，郭刚堂开拖拉机拉货回来时，家门口已经聚集了百十号人。堂叔告诉他说，小六(郭新振的小名)出事了。听说儿子是被偷走，郭刚堂立刻给众人跪下了:“求求你们帮我去找孩子!”
1997年底，李太屯村的乡亲们合力帮助郭家人寻找郭振，最多时达到几百人。
在报警和多方走访之后，郭刚堂才得知，那个不速之客利用了同村村民的信任，得手前也曾频繁接触过其他几名男童，而被她利用的村民确实毫不知情，无从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
万般无奈之下，郭刚堂将儿子两岁生日的照片放大，印在一张一平方米大小的油布上，上面用大字写着“儿子，你在哪里?爸爸找你回家!”插在摩托车的后座，再捆上一编织袋的家当，穿戴好摩托车头盔和塑料雨衣，挎包里揣着文书、地图和记录本，来往穿梭于大大小小的城市和村镇，沿路打听。
但在十几亿人口中找一个幼童，谈何容易?
小六还没来得及留下五官长开的样子，能作为寻人依凭的“显著特征”，不过是左脚脚面与小脚趾之间的一块烫疤、10根手指的指纹都呈开口“簸箕”状……
郭刚堂只能疲于奔命，每年有一多半时间在陌生的地方度过，北至漠河，南到海南。20年来，行迹超过50万公里，报废了10辆摩托车，也花光了积蓄，甚至欠下了20多万元外债。
他和妻子张文革后来又生育了两个孩子，家中生计愈发艰难，但妻子对他说:“找孩子这件事，你当作第一件大事来抓。”
其后的24年，郭刚堂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耗在了寻子路上，难以经营事业，也疏于照看老人和妻儿，妻子任劳任怨地补贴家用。
然而，就算全家人的生活已经十分俭省，多年下来，也欠下了数十万元的外债。
C单骑
“出去那天，就把‘命运’的‘命’写到自己手心里”
常人难以想象这条寻子路上的酸楚，甚至是艰险。
郭刚堂说:“其实我从家里出去的那一天，我就把‘命运’的‘命’写到我自己手心里。”2012年，他曾经花费数月骑行一万五千公里，途中目睹了多起交通事故，12人受重伤，其中6人和他一样是摩托车骑手。
还有一次雨夜过大别山，几乎就到了悬崖边，他的车翻倒了，脸磕破了，血水混合着雨水往下淌，有一瞬间，他想到了轻生，“我这一松手，可能所有的苦痛都没有了。”
一扭头却看到摩托车上的“寻子旗”翻飞作响，郭刚堂瞬间醒悟，他还有寻子的使命要完成，于是慢慢从地上爬起来，扶起摩托车，也扶正了那面“寻子旗”，继续推车前行。
2015年上映的电影《失孤》中，刘德华饰演的主人公雷泽宽有句台词感人至深:“只有在路上，我才感觉我是一个父亲。”这基本是郭刚堂的原话。片中有很多情节和人物设定，也取材于郭刚堂的真实经历。
比如，雷泽宽骑摩托车误上高速，被梁家辉饰演的交警逼停，在现实中确有其事。得知郭刚堂是因为寻子心切才走错了路，交警不仅没有严厉处罚，还开着警车把他护送到了安全地带。
井柏然饰演的修车小伙“曾帅”，原型就是一位摩托车修理工，他在给郭刚堂的坐骑上机油时，顺带更换了好些零部件，却不是为了多赚一笔钱，而是当作一份礼物送给了他，令郭刚堂非常感动。
多年的寻子苦旅中，郭刚堂接纳了很多不求回报的善意，也向无数和他一样遭遇亲子离散的家庭伸出援手。2012年，他发起创办了天涯寻亲网，2014年又依法登记注册了聊城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对失亲群体免费提供帮助，为上千个家庭圆了团圆梦。
2021年7月11日，51岁的郭刚堂终于等来了属于自己的团圆。在认亲仪式上，他和妻子与被警方找回的儿子抱头痛哭，离散24年的家庭终获团聚。
D借力
“24年，孩子不是我找到的，是公安机关找到的”
“我找了24年，孩子不是我找到的，是公安机关给我找到的。我的24年和他们9天的工作之间，画了一个‘小于号’。”郭刚堂曾对南都记者感慨。
郭新振被拐案告破之后，郭刚堂才发现，其实儿子所在的地方，自己也去找过。曾经的“单骑寻子”，更多的是一条无奈的弯路。他多次呼吁寻亲家庭，一定要全力配合公安机关，善用已有的寻亲快车道和社会资源，不要像他曾经那样，试图在茫茫人海中捞一根针。
与之相对的是，这些年里，警方在打拐方面已有长足进步。
2021年公安部部署开展“团圆”行动以来，因为缺少郭新振的DNA信息，在打拐基因数据库里始终没有比中的情况，但又有了一种破解之法，乍听上去，让郭刚堂都有些难以置信。
警方克服了儿童被拐时的体貌特征与长大后差别较大的障碍，根据失踪儿童小时候的照片，在数据库进行比对，从而在河南发现了疑似郭新振的线索。
后来，警方采集了河南林州一名本地居民的血样，在打拐DNA系统中成功与郭刚堂夫妇比中，从而最终确认了郭新振的身份。再到抓获拐卖案嫌疑人，专案组一共只用了9天时间，还带破了另外两起拐卖案件。
如今，国内拐卖儿童的现象已经越来越少了。郭刚堂认为，其原因既有互联网的发展、人像识别新技术等的运用，也有立法层面的完善。
比如《刑法》已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刑法修正案(九)》加重了对收买被拐卖儿童行为的处罚，对于买卖双方都有了相当力度的震慑。比起新发生的盗抢拐卖儿童案件，更多的是等待线索解开的陈年积案。
对此，郭刚堂希望“买家”和更多知情者能够站出来，提供有效信息，帮更多家庭早日实现团圆，也呼吁怀疑自己身世的孩子，尽快前往全国各地的“团圆”行动采血点，接受免费的DNA采集。
E延续
重新跨上摩托车，竖起一面面家庭的“寻子旗”
儿子找到了，对郭刚堂一家来说，一切从此不同。
变化可能在细微之处，比如郭刚堂终于拥有了深夜关机自由；妻子张文革变得更爱说话、更活泼爱笑。
尽管郭新振平时工作、生活在河南，不能天天陪伴他们，亲子之间仍然可以用手机聊天、视频，“心是近的”。尤其最近过暑假，他忙完手头的工作，还专程回山东探望，一个人张罗了一桌好菜。“给爷爷奶奶显摆显摆厨艺，挺有心的，”郭刚堂对南都记者笑道，“做菜比他爹强!”
2023年3月，郭新振在山东聊城举办了婚宴，现场宾客盈门，无数网友在直播中见证喜悦，影帝刘德华也送上了祝福。婚宴前后，很多爱心人士通过直播间给他刷礼物，后来，郭刚堂公示了明细，并表示这31224.01元直播收入自己不能用，决定捐给那些还没有找到孩子的寻亲家庭。同年9月，郭家老二也成婚了。郭刚堂透露，一年过去，老二媳妇马上要生了，“孩子妈妈已经去照顾了。所以我们是各忙各的——她去看孩子，我去跟人贩子做斗争。”
如今，寻亲、打拐不仅是郭刚堂的“家事”，还是一份干系更多人的社会事业。
用他的话说:“毕竟二十几年，我就做这一件事情，它现在就是我的职业和专长了。”他多次参加全国打拐专项会议，走上街头进行防拐宣传；拨打聊城市天涯寻亲志愿者协会的工作电话，依然能联系到他本人。
为了让社会继续关注那些还未团圆的家庭、更深刻地理解“拐卖就是超越谋杀的罪恶”，前段时间，他还重新跨上摩托车，竖起一面面“寻子旗”，穿行在人群熙攘的街头。一方面“创造流量”，另一方面能收集更多信息，还能跟寻亲家长们当面聊聊，开导他们从情绪化里解脱出来。“但是没想到呢，年龄在这儿了，还是有点欠考虑……所以现在回归线上，用网络的力量寻人。”
郭刚堂说，惟愿等来法院对犯罪者的最终裁决，“也是对我们这些(寻子)家庭苦难的一个终结。”
采写:南都记者侯婧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