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由澳大利亚音乐家协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近一半的澳大利亚工作音乐家面临着每年不足6000澳元的严峻现实。
英媒4月2日称，数据揭示了该国大部分音乐人所面临的不稳定财务状况。超过550名音乐家参与了此次调查，结果凸显了业内普遍存在的挑战，这些挑战在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下变得更加严峻。
在该调查中，有86%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在工作中感受到了不公平对待。疫情导致场馆关闭，加剧了音乐人已经压力重重的收入问题。
媒体、娱乐和艺术联盟的宣传总监保罗·戴维斯形象地将音乐家描述为澳大利亚不安全工作环境的代表，强调了低收入、不稳定的工作以及没有养老金等基本福利的普遍存在。
他说：“音乐家是澳洲工作不稳定危机的代言人。他们要靠极低的收入、不稳定且经常是无偿的工作来维持生计，而且很少能获得所有劳动者都应享有的养老金。”
“大多数音乐家都从事多种工作，并为追求自己的音乐事业而做出牺牲，不得不为自己的项目和艺术发展提供资金，而这还是在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基础上。”
音乐家们的经济困境显而易见，大多数被迫从事多个工作以维持生计。调查显示，只有五分之一的音乐家能够完全依靠音乐事业维生，而三分之二的人不得不在音乐行业外寻找工作。民谣音乐家金伯利·惠勒等艺术家被迫寻找其他收入来源，这是由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和逐渐减少的表演费用所迫。
她说：“曾经，我一半的收入来自音乐，但生活成本的上升和演出费的减少迫使我转向音乐之外的其他工作。”
“这是我希望不必做出的权衡，但现在作为一名职业音乐家，要过上体面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困难。我们所从事的是一种职业，这一点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
“与音乐行业的其他收入者相比，音乐家通常被认为获得收入的权利较小。我们是在做生意。我们需要赚取用于生活的工资，而不是零花钱。”
“大多数组织不愿意就条款或运营模式进行谈判。我认为没必要这样。”
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条件的限制，音乐家们还面临不利的工作环境。62%的受访者报告称他们在工作场所曾经历过欺凌、骚扰或歧视。这种恶劣的环境不仅破坏了他们的艺术追求，也侵蚀了他们作为专业人士的尊严。
在这些挑战的背景下，澳大利亚音乐家协会在媒体、娱乐和艺术联盟的支持下发起了改革呼吁。他们呼吁各地采纳“最低费用”政策，为公共资助的演出支付每位音乐家至少250澳元的最低费用。这一政策已经在几个州和地区得到实施，为音乐家提供了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一定程度的经济稳定。
政策改革的推动正值行业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标志性音乐节的关闭提醒了人们这个行业的脆弱性。Splendour in the Grass、Falls Festival和FOMO等音乐节纷纷因成本上涨而倒闭，给音乐人和音乐爱好者带来了沉重打击。
调查揭示的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需要紧急关注和行动。必须确保不低估或边缘化音乐家的贡献。他们不是仅仅是爱好者，而是值得公平报酬和体面工作条件的专业人士。
随着工会和商业运营商之间的讨论和谈判即将展开，带来了积极的变革希望。然而，真正的进步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才能让澳大利亚音乐家的声音被听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