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发展第三产业，不仅仅是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举措，更是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
1978年，我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仅只有44%，到了1983年，这个数字变成了62%。
没有人不怀念80年代，那是一个引入市场经济最具活力的年代，尽管计划生育也是那个年代推出的，但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仍然给几乎所有人带来了巨大的改变。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不仅仅没有继续上升，反而有了下降的趋势。
理论上，居民可支配收入通常会占到GDP的三分之二左右，以维持居民消费占GDP的50%-65%，80年代的我们就是如此。
但在计划生育之下，儿童人数变少了，由此总抚养比也减少了，这就导致家庭以较低的收入就能够维持生计，人们没了大幅开销的理由，这也变相提高了我国的储蓄率，于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也随着总抚养比的下降而下降。
到了1994年，分税制的出现导致地方财权下降，但地方的事权未变，因此反过来迫使地方依靠土地出让金来增加收入，房价的高涨，进一步拉低了家庭生育率。
一系列因素导致下，我们从80年代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62%，一路下降到2006-2023年的40%-44%，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也从1983年的53%下降到2022年的37%。
收入不足就意味着消费不足，当整个社会的消费开始乏力的时候，新增就业岗位变少，就业压力加大，整个宏观经济就会面临系统性风险。
现在，是到了该改变的时候。
从数据上看，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之后，宏观经济增长迅猛，GDP总量不断攀升新高，但反映到居民可支配收入上，增长相对放缓，叠加房地产的“异军突起”，共同导致了我国所面临的消费不足。
尽管我们的GDP总量依然是世界第二，但具体到消费上面，我们连越南都不如；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是68%，印度是61%，越南也高达55%，而我们还不及越南。
市场经济的终极问题，其实就是解决商品生产出来卖给谁的问题，一旦大量的普通人买不起自己生产出来的商品，那么大量的商品产能过剩，就会酿成类似于美国经济大萧条的危机，因此任何经济体发展到一定瓶颈，最终解决的问题就是由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转型为内需驱动型经济体的过程。
过去我们加入WTO，依靠着全球化卖出了大量自己生产消费不完的商品，但随着今天欧美的贸易壁垒越来越高，我们也不得不面临着自己生产自己消化的困境。
但在一个中产群体不足的社会里，要想刺激消费，无疑是困难的，基础设施没有打好，如何构建高楼大厦？
因此要想刺激消费，前提是先增加收入。
根据中金2019年的报告，当年度我国月收入5000元以上的人仅仅只有7500万，对一个总人口14亿的经济体来说，7500万的“中产”当然是远远不够的。
更何况，在教育、房子和医疗三座大山面前，月入5000，还未必算得上中产。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下滑的呢？
答案或许是2008年。
2008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低于1978年的占比，加上青年占比在1990年以来不断下降，于是自2008年开始，尽管消费升级愈演愈烈，但真实情况更像是，我们只窥见了一二线城市的消费升级。
但这几年，一切又好像反了过来；一二线城市大谈消费降级，但不少自媒体却又在渲染三四五线城市的消费升级，真实又真的是如此吗？
对宏观经济的叙事，不管是媒体还是自媒体，从来就不乏吸人眼球，数据看起来真实客观，但主观上筛选出来的数据，却也未必就能够反映一座城市的全部原貌。
如何分饼决定了饼能够做多大，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可能也符合这一定理。
1994年的分税制，导致地方财权下降但事权不变，在地方财权下降事权不变的基础下，地方只能想方设法创造更多经济效益，例如超生罚款、土地出让金等等。
因此，分税制可能是导致居民收入占GDP过低的其中一个原因。
人们的负担更重了，房子、教育、医疗成本加大，但相对应的收入增长却放缓，最终不仅仅是消费不足，连带着就连生娃意愿也开始陷入全球最低之一。
消费是现代商业社会最重要的原始动力，没有之一；市场不是由人口多少来决定的，市场是由消费高低来决定的。
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曾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但我们却依然面临着劳动力过剩，许多人找不到工作的风险。
为什么？
这不是人口太多导致的，这反而是消费太少导致的，消费决定企业是投资还是减产，消费决定企业是扩招还是缩减人力，当所有人开始谨慎消费理性消费的时候，企业压力加大，最终只能减产减人。
这也是今天许多人感受到的那样，工作不好找，企业内卷、员工内卷，本质上都是消费不足导致的。
消费不足，不仅仅会带来就业问题，还会造成产能过剩，这是基于我们对产业补贴和高投资率所带来的结果。
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宏观上我们一直追求贸易顺差以消化过剩的产能，创造新增就业岗位；2001年-2018年，我国有四分之三的贸易顺差都来自美国，理论上美国的消费为我国创造了制造业中大部分的新增就业岗位。
2001年-2018年，我国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仅是向美出口的23%，这也是特朗普在2018年单方面发动贸易关税的理由之一。
内部消费不足，可以向外部寻求消费并带来投资和生产创造就业岗位，这是全球化对我们的最大好处，从加入WTO到今天，其中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是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对美出口的商品每年价值高达数千亿美元，创造的就业岗位是史无前例的，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经济体贸易关系可以比拟。
但随着美国的贸易关税升高，对我们来说，从过去的全球化创造就业，到今天的自己消费自己创造就业，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这反过来迫使我们提高居民收入，毕竟只有收入上来了，我们才能够消费得起自己生产出来的商品，否则就会面临产能过剩的风险。
但要想提高居民收入，这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改变。
按照“如何分饼决定了饼能做多大”的原则，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界定“分饼”的方式。
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如何分饼？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类似的信号；例如这段时间国内许多金融行业的薪酬都在下调，甚至于一些金融高管已经发放的年薪和奖励还要退回来。
除了金融行业，一些地方已经在缩减事业单位的薪资，不仅仅有在职的员工，还牵扯到了退休的员工。
这些调整，都是在重新定义“分饼”。
分饼的动作一定要快，并且是越快越好，因为我们的人口结构，已经容不得我们在这件事上“温水煮青蛙”了。
最迟，我们都需要在重度老龄化社会彻底到来之前，完成这件事。
很多人都低估了老龄化社会对一个经济体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以日本为例，由于日本老龄化导致经济放缓和支出增加，日本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从1994年的62%下降到2023年的51%。
这意味什么？
这意味着，在老龄化到来之前，如果我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还上不来，那么可能就真的上不来了，一个社会里的老人越来越大，就意味着需要开销赡养的费用越来越高，但反过来老人自身并不产生任何经济效益，除非他们去工作、去上班。
日本陷入老龄化，在20年的时间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了10%，给我们20年，我们又会下降多少呢？
对年轻人来说，还能够忍受自己的收入继续下滑吗？这些不仅是难题，亦是社会问题。
考虑到7月那场经济会议制定的2029年之限，我们完全可以大胆预测，未来五年我们所经历的变化，也许超过过去40年。
是一跃而起迈入发达国家，还是陷在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自拔，或许都取决于未来五年，我们如何走，以及向何处走。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