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和投资，本质上就是天平的两端。
自后疫情时代，为了加快走出经济困境，我们对制造业的大力投资一度让我们尝到甜头，工业的快速发展，拉动了当时萎靡的就业，就业的兴旺，又带来了人们对消费的热情。
但这种状况并没能持续多久。
供给端快速增长，产能不断扩大，但我们的消费却始终跟不上，这大概率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尽管我国有14亿人口，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国，但真正具备消费能力的人，不过三亿人。
且这还是标准被大大拉低的结果。
知名主持人白岩松就曾说过，我国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但这个标准却是月薪3000元，自后疫情时代我们对制造业的大力投资带来的最好结果之一就是拉高了我们的就业，但普遍的，人们的收入并没有太大的增加。
4亿人月收入3000以上，消费能力从何处来？
没有消费能力，再多的投资，最终换来的可能是产能过剩。
8月1日，北大国发院公众号发表文章，这是经济学家黄益平也是北大国发院院长在长安讲坛上发表演讲时的内容。
在这篇文章中，黄益平罕见地指我们的宏观经济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称国内经济进入新阶段，包括消费、出口甚至投资在内的总需求不如过去强劲，这给当前宏观经济带来新挑战。
黄益平说，随着一些地方“查税30年”、渲染“过紧日子”等，国内经济现在易冷难热，如果真的陷入低通胀陷阱，后果会很严重。
换言之，这是一个市场信心陷入历史性低谷的时代。
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CPI累计同比涨幅仅仅只有0.1%，明显低于提出3%左右涨幅的预期目标，0.1%的涨幅，绝对是历史性的。
在过去平均20年时间里，我国CPI涨幅在2.4%，如今0.1%，说明经济已经有陷入低通胀的风险，而低通胀，就是通缩的代名词。
对一个宏观经济而言，通缩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在通缩的大背景下，人们更愿意存钱，更不愿意消费，企业为了去库存不得不进行恶性竞争，降价去产能，进一步影响到企业的利润和对未来扩张的意愿，接近着就业形势恶化，人们的消费还会继续降低，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黄益平建议，将我国CPI增长2%至3%明确为刚性目标，并呼吁我们改变“重投资、轻消费”的理念，采取支持消费增长的策略，包括让农民工在城市落户，以及直接发现金。
作为北大国发院院长，智囊团的一员，黄益平的这番建议不可谓不独到。
将CPI明确为刚性目标，意味着我们和欧美主流经济体一样，把改善核心CPI纳入考核指标，通胀的上升将直接关于货币利率，这是符合宏观调控的。
CPI一旦确立为刚性目标，那么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才会真正去落实刺激消费，以及如何刺激消费的问题上来，发钱就被视为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给人们发钱，是许多经济学家的共同呼声。
自新冠病毒结束后，我国宏观经济就一直没有出现预期中的反弹，消费复苏。
不仅仅是北大国发院黄益平，清华大学经济学家李稻葵在7月8日的论坛上，也曾建议在十一黄金周，直接发放几千万，甚至一万亿元人民币规模的消费券，鼓励或补贴人们消费，从而提升经济短期的增长活力。
携程创始人梁建章，也曾公开呼吁过发钱以刺激消费。
至今为止，我们有关刺激消费的措施其实也不少，包括发放超长期特别国债、消费品以旧换新、提升城镇化率等等，但就是没有发钱。
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发钱呢？
当然不是因为所有人发钱等于没发钱，这是非常荒诞的观点。
之所以没有发钱，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不外乎两点，第一，发钱是过于容易的道路，这可以解决短期问题，但不能解决长期问题。
第二，考虑到我国M2已经突破300万亿，担心大规模的发钱可能会从通缩风险，直接上升到通胀，进而进一步冲击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
许多人把美国作为例子，美国曾在新冠病毒时期大印钞票，几乎全民发钱，但结果也引发了通胀，但我们和美国不同的在于，美元是储备货币，其通胀效应可以输出到世界各地，但人民币并非储备货币，一旦大水漫灌引发通胀，国内所受到的冲击将比美国严重得多。
这是我们不发钱的最大考量。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发钱却重投资，本身的弊端也较大。
不发钱，重投资，会带来产能过剩的老问题，这一点不仅仅是美财长耶伦，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都对我们示警。
产能一多，企业势必降价影响到利润，这个时候就业形势不好，在不发钱的情况下，人们的收入出现下降，可能更没有消费信心。
要么发钱，要么想办法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但现在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其实企业也根本没有意愿去为员工涨薪，尤其是叠加一线城市养老保险大幅上调的情况下，企业的人力成本越来越高，加薪动力非常不足。
对供给侧的投资要想拉动消费，想象是美好的，但从今天的现实来看，是残酷的。
国内消费不足，除了产能过剩导致的企业利润缩减就业形势不好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房地产。
房地产一度占据国内家庭资产的70%以上，房价持续下跌之际，也影响到了国内家庭的财富，在财富下降、收入涨幅放缓、就业不好的情况下，人们的消费信心也就变得更为脆弱。
过去我们的决策逻辑可能是，只要不出现大的经济、金融危机，房地产市场最多两年就熬到谷底，届时消费信心也就能够恢复。
但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过去多依赖房地产，那么房地产下跌带来的负面效果就有多大，而人们失去的财富不会回来，失去的消费信心，可能也很难找回来。
我们从供给侧着手，大力投资制造业，渴望拉动就业和收入增长，从而推动消费，初衷当然是美好的，当人们不再担心失业的时候，消费信心就能够恢复，这是没有错的。
但问题在于，在我们对制造业的大力投资之下，就业却并没有好到哪里去，部分原因是，制造业对新增就业岗位的贡献，越来越低了，尤其是在自动化的加持之下。
另一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愿意去往制造业，更不愿意进厂。
宏观上，我们对经济刺激的措施应该“留有余地”这没有错，应该留有一定的改善空间，但如果过于保守，最终没有对经济起到刺激措施，那么这余地反而会有本末倒置的风险。
消费不足导致的信心不足，不仅仅影响到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会进一步影响到外资对我们的未来前景预期。
在过去的多个跨国公司财报会上，包括星巴克、通用汽车在内的高管都表达了对国内市场消费不足的担忧。
通用汽车CEO说，现在市场很困难，坦白讲，这是难以持续的，因为公司在那里亏损资金的额度是不可能无限期持续的。
星巴克CEO也说，过去一年，消费者支出更加谨慎，同时国内市场的同行们史无前例的门店扩张，以牺牲同店销售额和盈利为代价的大规模价格战，也对经营环境造成重大干扰。
欧莱雅表示，国内化妆品市场进入2024年下半年销售仍呈轻微下滑，而且看不到消费情绪上涨的迹象。
除此之外，麦当劳、保洁、万豪酒店等，都对国内旅游需求不够旺盛发出过收入警报，另外LV、古驰、博柏利和雨果博斯在内的奢侈品制造商也对国内市场收入下滑发出过警报。
消费不足，投资自然也难以增长。
消费到底有多不景气，看看数据就知道。
今年6月份，我国零售业销售下滑至18个月来的新低，这反过来迫使商家企业降价竞争，我们几乎买到的所有商品都在降价，从汽车到食品奶茶，从咖啡到服装玩具，皆是如此。
价格战，已经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消费不足，国际跨国公司都不可避免受到宏观经济的挑战，对那些中小企业来说，只会更加困难。
企业日子不好过，营收利润双双下滑之际，对员工而言，只会更难。
更严重的问题可能还在于，企业的未来预期也跟着不足，企业对未来的投资扩张，是基于当前形势的研判，在没有更多看到消费复苏迹象的趋势下，企业也只会更加趋于保守。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就业只会更难。
消费和投资，本质上就是天平的两端；根据2019年中金的一份调研报告来看，我国月收入5000以上的仅仅只有7500万人，且这部分人更多集中在一二线城市，考虑到今天这个数字应该突破了1亿人以上。
但这1亿人以上月收入5000以上的群体，他们的消费能力真正有多大呢？
在一线城市，月收入5000除去房租和自己开销，基本上所剩无几。白岩松说我国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标准是月入3000元。
可3000元的收入，在一二线城市可能连自己也只够勉强温饱。
真正具备消费能力的人群，保守估计不会超过1个亿，但我们还有13亿人嗷嗷待哺，他们怎么办？
一个人的消费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当我们的消费群体不足，中产群体甚至出现萎缩的时候，我们的就业和收入，自然就会面临极大的考验。
此时此刻，或许到了该刺激消费时刻了。
发钱不是福利主义的陷阱，它更像是必要时刻的自救指南。
end.
